地角也就格外大。总而言之，不轻便、不灵活、效率不高、优越性不大，这也就决定了它到后来必然被看成一块鸡肋的结果。
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一切并非是畅通无阻，即便林淮唐深知经济高速发展期的种种教训，即便他是一位精力超群的超人，即便他还通过种种机巧的设置，扩大了人民群众参与地方政治决策的范围，也不能完全避免这一类的问题。
还有，由于中国政府在乡村一级实行的是议行合一的国大委员会制度，由乡国大委员会包揽了议论、行政和监督的大部分权力，这种当初急于精兵简政实际需要而推行的阶段性措施，也造成了地方干部权力过大，甚至有时能够叫板上级的问题。
并且因为各地区发展程度不均衡的问题，不同村集体、不同合作社和生产队之间，也开始出现了贫富进一步分化的情况。
例如淮海省宿迁就有一处村集体，由于经营得力，本地的农机合作社就通过各种渠道购买了十余辆拖拉机，不仅可以高效满足本村绝大部分的耕作需要，还能够进一步租给外村，此消彼长之下，这一个村集体的收入水平就逐渐发展到了较周边地区高出三四倍还要多的水平。
里德是一名比较激进的共产主义者，他认为虽然中国农村地区个人之间的贫富差距已经缩小到了很小很小的范围内，但集体、合作社和生产队之间的贫富差距却在逐渐扩大，并且里德也感到中国政府并没有出台强有力的措施来限制这种贫富分化。
里德回到青岛以后，也和中国政府里主持农村工作的林祖涵谈过这一问题，林祖涵给出的回答是：“……中国现在还不能做到完全消灭经济主义的地步，我们也不追求绝对平均主义，现在政府对贫富分化的限制，主要还是以生产队为基本单位，限制单一一个生产队内部领导、干部和队员间的贫富分化，至于更高一级的合作社和集体，我们认为问题根结在于地区发展的失衡，这应当靠进一步的城镇化和中央主导的财税转移支付来解决……”
里德对这个答案并不太满意，他觉得林祖涵给出的回答本身也属于经济主义的范畴，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当下正暗流涌动发展起来的贫富分化问题。
可里德不可能比中国政府这些干部、官员，更加了解中国农村的情况，他自然也不可能给出一个比林祖涵更好的答案，暂时也只能先看一看中国当前实施的政策到底会起到什么样的效果了。
“政府主要是通过二次分配解决个人与个人之间的贫富分化问题，通过转移支付解决地区与地区之间发展失衡的问题。”林祖涵再次回答说，“我们手头的政策工具还很有限，并且有限的资源要优先用在刀刃上面，不可能说辽宁修一个钢铁厂，然后全国每个省区都要再修一个钢铁厂，绝对平均主义，我们没有这个资源去搞，即便有这个资源，也不可能真去这么浪费。”
里德心知肚明，勉强能够理解，但还是说道：“中国政府实行的二十四级工资制，也是违反了巴黎公社的原则。”
林祖涵笑笑说：“巴黎公社的原则？不可能每一条都在现在办到，您看，就连今天巴黎人自己也是办不到的。”
巴黎公社很重要的一条原则就是实行供给制，彻底消灭工资等级。这一点，中国社会党在解放战争初期确实实践过，只是后来摊子越铺越大以及财政状况大幅度好转以后，完全的供给制就很难再维持下去，到二十年代以后更是废除了对大部分商品的供给配额限制，进入30年代以后，就连过去对文化产品的供给配额限制也几乎全部取消。
里德认为这种做法无益于打碎科层制，反而会加强科层制、加强官僚在国家中的地位，林祖涵则说：
“参议员先生，现代生产方式的条件下，社会管理、社会服务只会越来越复杂，而不可能越来越简单。只要政府的职能和事权还存在，我们即便废除大部分科层制下的机关单位，原来那些机关干的事情还是一样要有人负责，结果不过是平添许多临时机关，而假使政府放弃这些公共职能，那么就必须由非政府的社会组织来分担。
我国的工会组织特别强大，也就承担了相对你们美国多得多的公共职能，我想这本身就已经构成了对科层制官僚主义的一种制衡。”
第二十章 谁来和平演变
里德刚想说即便如此，美国的官僚们看来也没有中国政府的官僚权力大，但话还没出口，里德就又不得不承认，中国工会的规模、动员能力、权力和掌握的公共组织职能，又确实比美国产联这一类的战斗工会强大许多。
在美国政府的职能事权确实不如中国，但这也不过是因为美国政府把相当一部分的公共职能交给了资本家和私人企业负责，在中国工会掌握的公共职能虽然达不到美国资本家和私人企业的程度，但又比美国工会掌握的公共职能多得多。
这样，也形成一种新的平衡。
林祖涵很诚恳的高速里德：“有了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党，工农群众还需要再另找别家来代表自己吗？我想您也了解君汉主义的思想内容，君汉主义强调的是一个先锋队的党将阶级意识灌输到工人阶级中去，但也强调先锋党绝不能代替人民群众包办一切，因此，在中国有一句话叫做过犹不及，我们对社会的革命不能追求一步到位，而是通过党与群众之间的互动关系，潜移默化中使人民具备自己解放自己的能力。”
里德来自多党民主传统深厚的美国，所以他倒是很容易理解林祖涵的这番话。
正是因为强调上下层互动，强调党的引导下的群众自发行动，因此工农群众在中国的政局中实际上成为一支有明确利益指向的群体。尤其是因为他们在工业化的原始积累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因此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会组织起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中国社会党是党允许他们这样做的，并且事实上由于中国社会党的力量来自于工农群众，假如林淮唐不希望透支自己的政治威信，那就不可能不允许。
所以在中国，就有实力强大的独立工会，还有诸如中国劳工党这样独立于社会党之外的工人政党出现。他们最本质的要求，就是都反对把工业化高积累政策的成本全部加到劳动者头上，要求官员和知识分子也要承担工业化的积累成本，反对有知识有技术的生产资料的管理者享有特权。
但由于工业化生产方式的限制，要彻底消灭这种特权是不可能的，但使得这种积累的分配比例更加公平，却是可能的。
因此林淮唐在进行“整风”的时候往往会寻求群众自发力量在体制外的推动。而且，当中国越过原始积累阶段的话，这些非包办替代的自发组织还有可能继续维护劳动者的各方面的利益，避免阶级专政堕落成一党专政，从而越来越接近社会主义。
林祖涵说：“如果我们可以把这种在党的引导下人民为了自身利益自发产生的，不是党包办替代的自我组织叫做社会主义的方向的话，那么这就是君汉主义所赞同的社会主义。”
美国的工业化早已越过了原始积累阶段，英、法也是如此，所以里德其实不是太能直观认识到“工业化的积累成本”究竟意味着什么，也不太能直接理解到中国在近十年来爆发的种种政治运动，其本质就是各种势力在重新分配承担这种成本的比例。
简而言之，中国的社会变化，尤其是五大以来的社会变化，很大程度上是由群众自发和党的引导或异化产生的包办替代这两股合力来完成的。也就是说在政治运动中，既有党引导下的群众为了维护权益——当然多数情况下是要求优势阶层削减自己的利益，公平地承担积累成本——积极地自我组织，也有党的积极引导和动员。
当后一种占优势的时候，党可能会进行包办替代强制组织，会有把积累成本越来越加在工农身上的倾向；当前一种占优势的时候，可能会出现群众运动不受控制和引导产生的无政府倾向。
比如山西的七一七动乱，问题就在于群众缺乏引导导致打击面过大并且打击手段过于血腥，而像双轮双铧犁一类的官僚指令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党政官僚的包办替代导致的强制。
这两种趋势之间，很难形成静态的绝对公平，但通过工会和中国社会党这类介于体制和工农群众自发组织间的存在，林祖涵还是相信当前的中国已经形成了两种趋势间良性的动态平衡。
所谓政治运动，在天某些人看起来是与民主、法制完全对立的概念。这主要是因为其打击面往往偏大，而且打击程度较深，且脱离程序。但政治运动与法律手段相比还不仅仅是一个程度和力度的问题。
实际上，它包含的是用体制外的因素来解决体制内的问题这一考量。
因为如果仅仅是将这些人纳入体制之中，强大的社会党干部队伍和专政机器完全可以满足这一点，没有必要采取发动群众的方式。
林淮唐之所以会倾向于对体制内问题采取体制外解决，也就是全社会解决，也是在于防止出现包办替代，培养起真正的社会主义力量。也就是培养工农群众的自我组织和阶级意识，如果产生了一支倾向于社会主义的利益集团，那么这支力量就能够在林淮唐死后也将中国逐渐牵引到共产主
义的轨道。
至少在林淮唐看来，适当的政治运动对于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发展，绝对是良性的存在。林淮唐不相信某一种制度能够保持黄金般的永恒魅力，即便是在另一个时空，号称最为痴心于法制的美国，也是仰赖于民权运动这样一场体制外的政治运动才走出了六十年代的阴霾，体制只有不断和体制外的政治运动互动，才能保证“自我演变”的进步，而只有时刻维持“自我演变”的进步，才能避免来自于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
里德回到青岛后本来住在宾馆，但他和林祖涵一见如故，越聊越是尽兴，便干脆搬到林祖涵家里，继续讨论着政治运动的问题。
在另一个时空，一些人在讲述政治运动时总是塑造这样一个二元对立：党和政治运动所打击的对象。实际上这有一个预设前提，那就是政治运动是由某个人格化、一体化的党发动，如果不是党去发动政治运动打击异己，那政治运动就不会爆发。
这种观念显然没有意识到，任何一项政策不可能不符合社会上的某个集团的利益，否则它根本不可能推行，而党本身也不可能是铁板一块。
当然，在这时候，起码在里德眼里，不存在这一问题，因为在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