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党执政的新中国，除了解放战争刚刚结束后的头几年，有一些政治运动是针对地主、旧贵族、军阀、买办等坏分子以外，大部分政治运动其实都是针对中国社会党本身，或者说是主要以针对官僚为主。
这，很显然就不是打击异己了，而是限制着自己。
在另一个时空，在中国面临的困境就是，这个国家的统治阶级，党的干部以及政治运动中的劳动者都没有技术和知识来管理这个国家。而学校里的未来的“接班人”大多都不是工农出身。
即使从1949年立刻就开始从工农之中培养社会主义的管理者，那也需要至少十几年。在这段时期内，中国就只能依赖无产阶级监督下的这些老精英来进行管理。而这些掌握技术和知识的人却是不喜欢社会主义的，至少他们绝对不希望与工农承担同样的原始积累成本。
结果，就只能是一场场政治运动的风暴，但这些政治运动的目的并不是打击异己，而是社会不同阶层重新分配承担原始积累成本的比例。
第二十一章 黄花岗一代
在这个时空，由于中国革命的时间更早，地主、旧贵族、军阀、买办资本家并没有像另一个时空那样形成相当规模的技术精英阶层，如今中国的大部分工业技术精英都是由中国社会党自己培养出来的新人，所以政治运动所要打击的对象和所要实现的目标，就显得分外明确，不会使人误解政治运动是什么打击异己。
林淮唐之所以使用群众运动这样的方式还有一个考虑，那就是他希望培养起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以防党内干部的包办替代主义。如果纯粹用党的专政力量去打压公务员和资本家的话，难保有一天党不会用同样的手段去打击无产阶级。
林淮唐完全不希望中国社会党包办一切，他希望群众自我组织的社会主义力量可以发展到足以监督政府的地步，让工农监督党，让党监督公务员和企业家——这里的企业家不仅指资本家，而是指任何组织企业生产的管理者，让公务员和企业家用他们的知识技术组织工农群众进行生产，这就是林淮唐设想的一种蓝图。
里德很有些感慨，他也开始理解到一点，那就是处在工业原始积累阶段的中国，对于社会主义道路的规划，肯定和已经完成积累的美国、英国、法国都不同，反而苏俄和日本更接近于中国。
这是社会发展阶段的局限，不能由人力超越，但里德也越来越欣赏君汉主义中的许多创见，他开始相信后发国家在工业化上的急迫性，中国薄弱的社会基础无法支撑起快速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和精英阶层对社会资源的过度消耗。
不过林祖涵也提到了中国的国解放战争以后，旧精英阶层并没有整个从肉体上被消灭，也有许多像梁启超、廖仲恺这样的人被完全吸纳进了体制之内甚至进入高层，利用其管理才能与党政文官和技术官僚合流。
相当一部分资本家与党政官僚合流成为社会经济领域的关键力量，担任厂长、经理、科室负责人等等要职，他们在定息之外拥有高标准的工资、奖金和福利待遇，甚至是超出标准工资好几倍的保留工资。更不用说他们宽敞舒适的住房和享受的配套医疗、教育服务，这都是普通人所不能比拟的。
现在中国人所说的君汉主义学说，一般指的就是以林淮唐《激进社会主义abc》、《论辩证唯物主义》、《论矛盾》等等几本书，可能再加上后来中华书局集册出版的简明语录和简明中国革命史几本书。
在这些书里，林淮唐都承认一点，那就是解放战争以后、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在中国国内依旧会长期存在阶级斗争，那当然也就会长期存在着不同的阶层。
上面提到的旧精英与党政官僚的合流，就是这种情况的一种具体体现。
只不过在中国，由于中国革命以前的工业基础是如此之差，晚清和袁世凯北洋政府留给社会党人的旧精英群体，掌握的近现代工商业技能同样是如此之弱，因而旧精英在今天的中国其实不太成为一个问题。
新时代的阶级斗争是什么呢？
里德观察的时间还比较短，更没办法深入访问社会党的高级干部，但他回到青岛以后，和林祖涵多番长谈，也和武藤纯子、斯大林进行了很深的讨论。
中国革命政府对于这种事关意识形态的政治讨论，一向放得很快，所以斯大林便很直截了向里德摆出自己的观点，说道：
“今天的中国，在革命的过程中社会党人的队伍逐渐出现分化，分化出来的不同阶层之间肯定存在矛盾，这就是新时代中国国内阶
级矛盾的根源。”
斯大林认为中国的社会党人，在革命过程中逐渐分化出了军事系统和政工系统这两大块。
军事系统的中层干部很多出身农村，与地方农会等介乎体制内和体制外的社会组织存在密切联系。他们在解放战争前后崭露头角，逐渐晋升为高级将领，成为红军的主导力量。能把军队的职能扩大到作战以外，很大程度上也是这些农村干部的功劳，红军从来就不是一支纯粹的职业化军队，林淮唐也说过，红军还是生产队，还是宣传队。
这同时带来的后果是，军事干部的在根据地管理中形成的“多面手”角色，使他们是社会上一支非常强大的独立利益力量。并且由于这些人多数出身农村，所以对农民的生活状况更加关心，比较反对牺牲农村的利益来加速工业化。
除了那种纯粹的“老子打天下就是为了坐天下”的人之外，他们之中所怀的理想是非常简单朴素的。一般来说是一种简单化的“均贫富”的理想，即使对理论有兴趣的也可能会把“共产主义”和中国传统的“大同社会”联系起来。
并且，由于这批军事干部一般受教育水平比较低，工作作风相对比较简单粗暴，热情有余而能力不足，尤其是在面对一个更加需要专业知识和现代管理经验的工业化进程时，就更显得被动。五大前后的政治风暴对他们打击非常大，到今天，军队里的农村干部其实已经开始大批被专业军事院校的新生代军官所取代，红军也就开始向一支更职业化的常备军转型。
今天，高级将领中农村出身的老红军泰半已经提前退休，基层里农村出身的新一代军官，则由于红军越来越追求成为一支高度专业化的技术型军队，一般升迁都落后于文化水平更好的城市出身军官。在诞生于农村的红军里，农民军人反而被视为“老粗”，在权力分配中遭到了很大的忽视。
党中的另一股力量就是政工干部了。
他们与军事系统的干部相比，有着很大的不同。简单来说就是指挥员与政委之间的差别。虽然在战争年代他们保持了相当程度的和平友好关系，但是当他们进入城市之后，与现实中的利益沾上边的时候，他们的一些观点和价值观分歧就会暴露了出来。
政工干部出身城市的人数较多，虽然一般参加革命的时间都晚于农村干部，但升迁速度常常超过农村干部，所以党内也曾经有过“早革命不如晚革命”的说法。他们整体素质在革命队伍中是较高的，更加擅长政治动员和组织工作，管理能力较强。
尤其是在根据地的管理和经济发展中更加积累了经验。其中最突出的是政治委员这样的角色，这类人最大的优势，就是横跨了军队和官僚两个系统，这使得军队和官僚都可以接受他们坐上高位。
目前中国的中枢大全还是掌握在以林淮唐为首的黄花岗一代人手中，但在中枢往下，各中央部委的部长、各省区的省长中，占比最多的就是政委出身的人。
他们的理论水平是相对较高的，最起码不会把共产主义和大同社会相混淆。但是理论水平高并不意味着他们会平等待人，相反，有时候素质和能力的高反而会使一些人的精英意识较重，对日常中的不平等甚至特权现象习以为常。
在战争年代他们的这一观念可能被埋没，但在和平建设的年代随着专业技术领域的工作和等级森严、科层管理的官僚制度的推行，他们的知识优势发挥了出来，他们对所谓特权，官僚作风和按部就班刻板的工作习惯也往往并不看成是什么大事。他们对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差别的逐渐扩大也不是很在意。
第二十二章 中国书简
尽管政工干部更加有说服教育别人的能力，但是手中有权的他们有时候更讲求“效率”，也就是用行政命令去强制推动，也就是用强制命令去“包办替代”群众的自发组织。
五大前后的许多武斗事件中，还有近年来的各种“经济主义”罢工事件中，政工干部一般都站在官僚这边，比较抵触来自群众的自发组织，他们也很厌恶工会、农会、民主政党和一切体制外的社会组织。
应该说，五大以后的政治风向，是军队系统的农村干部遭到了更大的打击，但整体风向的发展则更不利于政工干部，因为这些年来，随着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的迅速发展，第三股重要力量越来越成为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力量。
这就是工人干部。
斯大林向里德分析道：“这里所说的工人干部，不止指产业工人，也包括定居在城市的小资产阶级和底层知识分子，同时也
包括新时代下接受了更高水平教育的地方农会和农村政府干部。”
里德说：“也就是书记长同志常常提到的‘新人’吗？”
“对，革命的新的人。”
论社会党地位，政工干部占据大量政府要职，社会地位最为显赫，“新人”干部则在这几年来社会地位逐渐超过军队系统的农村干部，论社会力量的对比，“新人”干部强于人数较少的政工干部，更远强于逐步被淘汰掉的军队系统农村干部，论技术知识，大体也是如此。
所以斯大林就断言道：“五大前后的政治风暴，加速了军队系统农村干部退出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也一定程度上约束了政工干部，结果就是造成新人干部的迅速崛起。”
新人干部在工会、农会等半体制的社会组织中力量最强，在政府和军队中的力量则明显弱于政工干部，他们也支持工业化和城镇化的继续发展，但又极力呼吁，希望精英阶层的主体政工干部能够承担更多的工业化成本。
社会主义建设的主线是：为了维持高速工业化的进行，必须使社会全体成员共同承担积累成本，因此要引导和支持社会主义力量继续向前推进。但是党政官僚在承担积累成本的同时还希望拥有更大的政治管理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