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为重要，中国老百姓在几千年的历史上，第一次破天荒的彻底解决了吃饭问题，暂且不说吃的好坏程度，至少是不用饿着肚子了。
大量劳动力开始被从低水平的劳作里解放出来，里德其实也挺担心，中国这么激进的城镇化和工业化进度，会不会造成大量的流民和失业者？城市工业、乡镇工业能不能容纳那些从农村低水平劳作里解放出来的农民？
第十八章 四大民主
中国国内也不是没有人产生过这种疑虑。
林时爽就曾经提出一个“反冒进”的口号，他和当时主持中央财经工作的黄少通、廖仲恺一起起草了一份经济报告，认为近两个五年计划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工业化速度都有些过快了，经济上出现了过热现象，到处都呈现出冒进急躁的现象，很少有人去注意到城市化、工业化带来的失业问题。
农机和化肥的普及，使农村大量劳动力开始闲职下来，能修的、该修的小型水利也修得差不多了，这些劳动力长期无业闲职，就可能遭致治安恶化。
城市的情况，则是近十年来教育的高速普及和发展，也开始造成大批高小毕业生缺乏出路，往往成为游手好闲的城市游民。
他们比农村游民倒是好一些，还可以下到各市镇、乡镇，去担任乡镇企业的技术人员，农村游民的出路就少得多了，很多人无事可做，成日聚集在一起游手好闲，逐渐成为一种严重的社会问题。
黄少通提出的办法是进行移民疏导，组织这些闲置劳动力去滨海省、去七河省这些地广人稀的省区建设祖国，廖仲恺提出的办法则是增加对农村技术教育的投资，把这些闲置劳动力培养成可以胜任乡镇企业技术职务的优秀人才。
但这两个办法都需要钱，要钱就要从军费和工业投资的费用里扣，这就又在中央内部造成很大矛盾，像蔡绮洪就认为农村劳动力闲置的问题可以拖一拖，不用急着解决，只要经济和工业继续发展，自然能慢慢把他们都消化掉，副总参谋长李济深还干脆提出应该组织这些农民南下，去东南亚输出革命。
像这样的争论，在中国处处都是，农村问题、城市问题、工业化问题……方方面面都有人持不同意见，有人认为维持现状就好，有人认为形势不是小好而是一片大好，有人则危机感深重，总觉得当前推行的政策问题重重，要不了三五年的时间社会党就可能丢掉政权。
总体而言，就里德的亲身感受，他觉得这些争论都保持在了克制的民主范畴之内。
中国老百姓的政治生活并不像美国一些右翼分子形容的那样，是一潭死水，正相反，他们的政治生活甚至比政治日益走向两极分化的美国更加充实和精彩。
里德本人就在砀山县亲身经历了30年代中国老百姓的一次政治生活，当时砀山县劳工最为不满的问题就是临时工政策。
五大以前，国有企业的社会保障和就业是连在一起的，即医疗保险、劳动保险、养老保险等社会福利是在就业单位得到的，不是这个单位的固定职工，就没有社会保障，临时工生老病死无法得到解决，还有随时被辞退的危险。
他们的工资也比正式工低很多，和固定工人同工却不同酬，五大以后社会保障不再由各地企业和单位自行承担解决，而是由政府进行统筹规划管理，这使临时工的社保待遇提高不少，但限于国力，长期以来还是有很多临时工未能享受到足够的社保福利，这些人在五大以后逐渐成为刘师复所领导的中国劳工党的重要支持者，也成为许多地方工会中的积极运动分子。
里德在砀山县遇到的这次“政治生活”，就是劳工党在砀山县当地支部组织的集会运动，大批临时工工人聚集起来全城游街，他们拟定了“要革命、要生产、要吃饭；反解雇、反迫害、反欺压”的口号，声势很大，在劳动党支部领导人发表鼓动性的讲话以后，示威劳动随即就把砀山县的劳动部围得水泄不通，直到晚上八九点钟队伍才慢慢散去。
像这样的游行示威甚至是罢工活动，在中国国内并不罕见，但里德也注意到，这些游行和罢工并非完全都是反对性质、破坏性质的，就在砀山县劳工党组织的示威刚刚结束以后，也有当地社会党和进步党组织的支持县政府的示威活动。
两派人马之间气氛其实还算比较和缓，这点就让里德有点吃惊了，有一天晚上他在街头遇到两路群众撞在一起的时候，还发现两派示威群众竟然就地举办联谊活动，唱歌跳舞，甚至演出小品戏剧等等，场面十分热闹。
等到示威活动最密集激烈的
两三天过去以后，这些群众代表又聚集到当地工会之类的地方，据里德后方询问参加的一些群众，要是是在缺乏大型工矿企业并且经济上主要是以农业为主的地方，一般两派人都示威完了以后，就是会直接各派群众代表到当地的国大委员会那里搞“鸣放辩论”，双方发言还会被整理起来，制作成大字报公开贴出展示。
在中国，这些权利被视为公民最基本的政治权利，甚至比言论、结社和罢工自由还要更为重要。鸣放辩论的结果不会直接决定到国大委员会和当地政府的决策，但往往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并且这种政治生活的限制很少，里德在好几张大字报里都看到对林淮唐等中央领导人用词不逊的字眼，也可以佐证四大民主政治权利的开放程度。
坏的方面有没有呢？肯定也有。
坏分子利用四大民主从中作梗，煽惑民众来反对政府，这种情况总是少不了的。但毕竟中国经济总体而言是在高速发展，在经济快速发展期中任何缺点和问题都比较容易被掩盖，而当人民在经济高速发展期中逐渐适应并养成了成熟“过政治生活”的习惯和态度以后，坏分子的煽动效果就会越来越差。
坏分子的那些招数，无非是捏造谣言、夸大其词云云，用的多了效果也就差了，民众见得多了也就不会再容易上当受骗。
里德也感到让老百姓时刻保持着一定程度的政治生活“对抗性”，确实更有利于国家统治和管理的稳定性，一方面是老百姓可以通过这些政治生活排解物质方面的不满，另一方面也是通过在这些政治生活中的“对抗性”争论、辩论，使越来越多的老百姓“见多识广”，不至于再被一般坏分子的几句话就骗倒。
在中国还从来没有发生过中央政权更迭的情况，如果这种对抗性的政治生活从地方基层上升到中央层面，还能保持目前这种低烈度的稳定性吗？
里德有时候也对此抱有些疑虑，中国社会党能够接受自己成为一个在野党吗？或者说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当中，允不允许政权更迭的情况？一旦出现政权更迭，是否就意味着革命成果的丧失？
但有一点他是很有信心的，那就是在这样长期稳定、低烈度的对抗性政治生活中，公有化的所有制、四大民主的政治权利、反对个人过分积蓄财富已经逐渐成为社会大众的一种共识，潜移默化下成为中国人所共有的文化底色。
至于说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四大民主的政治生活，有没有给一般性的生产秩序造成混乱？里德认为要说完全没有是不可能的，但要说真造成多少负面影响，那么在白纸黑字蒸蒸日上的经济发展数据面前，又似乎显得过分了。
里德在报纸上，还有在一些中国朋友的口口相传中，也听说过部分省区因为过四大民主的政治生活，曾爆发过很严重的冲突，其中有些事件的惨烈程度甚至比得上当年太原的七一七动乱，但这些事件能够上报，在全国范围内都造成轰动性的舆论效果，本身也说明这些事件为数很少，绝非主流，并且在整个磨合过程中，四大民主的政治生活最终是服从于了正常的生活、生产秩序以及法律的支配。
第十九章 公共职能
中国还无法保障每一处农村都能用上机械化的拖拉机，即便是租用，也很难做到。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内，对铁犁农具的推广和改良，依旧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
1926年农业部开始推广双轮双铧犁，这种双铧犁，和传统的弓形木架铁犁头的形状和结构完全不同。它是一种铁制的框架，中间横着一根杠杆，两边各镶一个轮子。铁架子的后下方安装着两个犁铧，正好和前面的一对轮子形成了三角支撑。犁具的前头有牵引挂钩，后面有操纵扶手或称提把，再加上一个控制耕土深度的档位，就是这种犁具的全部了。
双轮双铧犁的牵引动力，必须是强壮力大的牲畜，一般是骡马或耕牛。传统的畜力拉犁，有单双套之分。单套指的是一头牲畜拉一张犁，一般是犁具上只有犁头不带犁镜，也多半用来耘土开沟等浅层耕作。只要是翻地松土一类的深耕，就得双套牲畜来进行牵引，一头牲畜是拉不动的。双铧犁比传统犁具多了一个犁头，需要的动力也自然增加了一倍，如果用两头强壮的耕牛作动力牵引，也必须把犁头上提，使耕的土层浅一些，否则是拉不动的，这样也就达不到深耕的目的了。要想深耕土地，最少要三至四头强壮的牲畜，略微增加一点深度，度四头牲畜都是难以承受的。
农业部在当时的农业发展纲要中，就提出为了适应农村合作化的现状，要使用五年时间推广六百万部双轮双铧犁。
在给予求成的气氛中，光是1927年一年农业部就安排了生产二百万部双轮双铧犁的指标，还曾经一度造成钢材紧张，影响到其他工业项目的建设，结果是当时已经生产出来的一百七十多万部双轮双铧犁，只通过国营农场、农机合作社、供销合作社和地方各级农机推广站，消瘦出去了不到五十万部，其中相当一部分还是在行政指令下，由乡镇政府摊牌购买的。
不久人们便发现，这种双轮双铧犁，并不能提高耕地效率。并且，它还存在着不少缺点。
首先是笨重。因为它的整体全是铁架结构，所以它的重量远远超过了两张传统犁具，也就增加了所需的动力。本来是两头牲畜拉动，却变成了四头牲畜，也大大增加了扶犁手的操作难度。
四头大牲畜同拉一张犁，很难让它们同时用力把套拉齐，大大增加了训练难度。由于犁具的自身重量大，加上两个犁头拱在地下，所以每耕到地头拐弯时，要把它提起来十分费力。尽管它有一个升降装置，但是操作起来也不是那么便捷，非身体强壮的汉子是干不了的。
其次，由于用的牲畜数量多，加上犁具本身的长度，占的面积比传统犁具大得多。因此，耕完的土地撂的地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