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功的将对布兰科先生的案件，说成是天主教会的阴谋之后，李谦又毫不客气地将这一阴谋加以扩大，宣称，他怀疑这只是针对知识界的打击的开始。
这些暴论在包括“人道报“在内的各种左派报纸中，被广泛的报道。这也是自然的事情，首先，左派报纸就没有一个看教会顺眼的。有人骂教会，不赶紧报道，那还叫左派报纸？信不信我除你左籍？
而且如今站出来攻击教会的人实在是太有意思，太合适了。
第一，他不是法国学术圈内的人，至少现在还不全是，所以他大放厥词，并不能代表法国学术圈，学术圈的大佬们现在可以站在后面看戏。
第二，如何回应他，显然成了对面的右派们的难题。反正在此之前，右翼的报纸已经在他身上泼满了粪便，啊，不，应该是鲱鱼罐头，让他社会性死亡了。所以他如今对自己的形象已经完全不需要顾忌了。这就好像，在后世的某场瘟疫中，因为处理得太烂，死的人又太多，结果导致阿妹你看的核威慑力大幅度上升了一样。（懂王：兔子，你看我死了几十万人，眼都不眨一下，你怕不怕？兔子：妈的，核武器好像不够用了）这家伙如今无所顾忌，又仗着自己是年轻人，不讲武德，不要面皮，什么话都敢说，一点都不知道什么叫耗子尾汁。那些右派要是不理他，那左派报纸就可以说他们理屈词穷，费拉不堪；要是他们居然忍不住，出来和这个中国人辩论，那这个中国人肯定会把他们拉到和他一样的不讲武德，不要面皮的泥潭里，然后靠着丰富的不要脸的经验来碾压他们。
所以，你说这样的人，多难得呀！
右翼这边当然不能不加以回应。但是如何回应，就是个问题了。
一般来说，对这种不讲武德的年轻人，只要事情还没闹大，没进入公众视野，要对付他们其实还是有很多办法的。在这个时代里，不管是左翼还是右翼，相比后代，都算得上武德充沛，能动手的时候，绝不会含糊。什么当头打个闷棍，然后装到袋子里，在捆上一个铁球，往塞纳河里面一丢，都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哪像后来的那些德州红脖子，也就平时背个步枪装装样子，真的等睡王作弊占了上风，要谋朝篡位了的时候，他们连起义都不敢。可怜奶瓶把码字都放慢了，瓜子、花生、炸鸡、肥宅快乐水都买好了，小板凳都搬好了……
但是如今这事情既然在报纸上广泛地报道了，要这样做，虽然不是不可以，但是成本就太高了一点。在右翼的一些家伙眼里，一只黄皮猴子的命，是不值钱的，杀一只黄皮猴子，显不出英勇，如果被溅了一身血，还要被人家嘲笑，那绝对是亏大了的。
而且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李谦还狠狠地装了一把13，当有记者问他这样指责教会，不怕有什么后果吗的时候，李谦大义凛然地表示：“我不怕死，我有牺牲的精神！我随时准备像希帕提娅那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
有了这个话，李谦要是真的出了什么意外，那法国的天主教会绝对是跳进塞纳河也洗不清的。而原本应该是保守的右翼对左翼发起的舆论攻势，就肯定会变成左翼对右翼的反攻倒算。而且在不久之后的选举中，他们就肯定会因此付出代价。法国后来的左翼联盟——人民阵线，不就是因为左翼某小报的主编被人打了一顿，才弄出来的吗？
其次就是看能不能用别的手段，让这家伙闭嘴了。比如说让中国驻法国公使馆的人上门去劝告李谦闭嘴，同时通过他们作为中间人和他讲个和。向他表示我后面不会再踩你了，你也别乱跳了，这样对大家都不好。大家各退一步，就说这是个误会，然后互相道个歉就算了行不行。
法国老爷交代的事情，公使馆当然是要办的。但是怎么办却是非常有问题的。在公使馆看来，如今的情况就是两群法国老爷打架了，公使馆无论偏向哪一边都是危险的。因为这一架打完了之后，另一方如果要拿他们出气，是肯定没人会管的。所以公使馆的态度就是，做做样子，糊糊稀泥，应付应付就是了。就像在国内应付上司那样——这可是拿手好戏哟。
另外如今的李谦已经不是最开始那会儿一点影响都没有的小家伙了。对于公使馆来说，直接强压，也不是什么好选择了。就在他抛出那些暴论之后的第三天，一个大佬就蹦出来，公开支持李谦的暴论。这个大佬在欧洲，甚至在中国都相当的有影响，这个大佬是个英国人，叫做伯特兰·阿瑟·威廉·罗素。
罗素先生是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历史学家、文学家，分析哲学的主要创始人，世界和平运动的倡导者和组织者。甚至有人说，他是自亚里士多德之后的最后一个跨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全领域专家。
罗素先生是数学家，1903年他提出的罗素悖论几乎将整个的数学都掀了个底朝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罗素先生也是个喜欢放暴论的人。（而且不仅限于自然科学领域）只不过自然科学界在对待动摇他们的基础的人的时候，态度和教会什么的是截然相反的。如果你推翻了前代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或者生物学家什么的理论，让整个的理论的基础都因此而变化，那你就是整个科学界的英雄。但是在教会那边，你就是 “可诅咒的异端”、“邪恶的异教徒”、“把灵魂卖给了魔鬼的巫师”，统统该让宗教裁判所来给你们送个温暖。
李谦的暴论中，有一点非常的对罗素的胃口，那就是对教会的攻击。罗素先生一向特别的反对教会，反对基督教。这位先生后来还专门出了个反对基督教的论文集，叫做《我为什么不是基督徒》。而且在公开演讲的时候，只要有机会，就总要顺带着骂几句基督教。
罗素主张人们真正信仰上帝的原因并非由于理智的论点，而是从儿童时代起就受到的熏陶。罗素还质疑耶稣的道德水平，他认为，因为耶稣宣称有地狱，而且要将大多数人投入地狱，所以耶稣本人就不是个什么有道德的好人；至于教会，罗素先生更是认为它们从古到今一直是世界道德进步的主要敌人。
正因为这样的公开的，毫不掩饰的，到处可见的反基督教态度，所以罗素死后，居然躲过了很多在自然科学方面做出过伟大贡献的科学家们的普遍遭遇——在死后突然就信上帝了。在后世，爱因斯坦早就信了上帝，霍金才刚刚死了没多久，就已经有人在传他信上帝了；而杨振宁先生信上帝的故事大概也已经在编排当中了，只等他什么时候去世，就可以出来宣传他也是基督徒了。只有罗素先生，因为反基督教的暴论出得多，搞得教会都不好意思拿他来做宣传了。
当然，这也说明基督教在这个方面实在是业务不精，对比一下他们的历史更为悠久的东方同行，他们的业务水平还有待提高。在遥远而古老的东方，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文公激烈地反对佛教，甚至扬言要将佛教的创始人挫骨扬灰。然而等韩文公一死，就立刻有佛教徒跳出来，编出什么韩愈最后悔过了，大彻大悟了，皈依我佛了之类的一大堆东西出来。你看看——所以说你们基督教还是太年轻，太幼稚，还需要好好学习。
大概是因为共同的爱好（就是不知道是放暴论的爱好，还是反对基督教的爱好，但是肯定不是吃鲱鱼罐头的爱好），所以罗素在一看到李谦的暴论之后，立刻就站了出来。据说他一晚上没睡觉，就让《我为什么不是基督徒》这篇文章提前了好几年，而且变得比原来的更加激烈。另外，在文章的第一段中，罗素先生还感谢了李谦对自己的启发。
罗素先生的影响力自然不是小小的李谦能够比的，于是整个风波居然就从巴黎一家伙扩大到了整个欧洲。作为首先掀起这风波的家伙，李谦也顺带着出了名。
“原本打算靠着学术研究出名的，结果却因为放暴论出了名。这也算是无心插柳了吧？
罗素先生的介入，又带来另一个后果，那就是右翼和李谦讲和的意愿下降了。如果讲和能把事态控制住，那才有讲和的必要，但是既然罗素都下场了，那事情就不是和李谦讲和能够控制的了。
不过如果能让李谦反戈一击，那倒是很有价值的，只是中国驻法国公使馆里面的家伙，都是些做事情拖拖拉拉，一杯咖啡，一根雪茄，一张报纸就能看一整天的家伙，办事效率低得令人发指。所以，有些有心人最后还是找到了曾琦，让他来做个中间人，看看能不能和李谦就反戈一击的事情来谈个价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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