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石油等燃料的巨大需求。
中国和东共联成员国境内，可以开发的油田数量为数不少，然而除了文莱的诗里亚油田开发条件十分便利，且油质较好以外，其他油田不是在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就是在中国境内埋藏深度到了当前技术极难开发的程度。
在国务会议上，刘师复也提到：“按照东营油田的开发力度，在第四个五年计划中，中国有能力对大庆油田进行初步开发。勘探的工作嘛，我们早些年早早就完成了，主要还是大庆油田埋藏太深，初步开发的话也是主要开发浅层的粘质油，虽然质地很不好，起码也能加工成沥青，多多少少总能节省一些。”
“石油这样需求量巨大的东西，光靠省的话意义不大，还是要开源才行。”
东共联在三五计划中，已经开始高度重视石油工业的发展，可是即便如此，满打满算极限的石油年产量也就是五百万吨左右，其中占绝对多数的大头还是在婆罗洲的文莱油田，这里处在东亚联盟的最外围，极易受到来自外界空军的轰炸破坏。
更何况婆罗洲共和国的石油，还需要大量油轮运回大陆地区，途中也容易发生各种意外，出现其他不必要的漂没损失，怎么看都是不够靠谱的。
东共联的商船队总吨位其实已经十分可观，但油轮，或按日本人的说法，特设给油舰的数量就比较少了。联盟最早的油轮是20年代初，中国接受了来自日本川崎重工的技术转让，很快掌握了生产和制造知床级给油舰的技术，这一型号的油轮吨位约为一万五千吨左右，技术相比美、德油轮都还比较落后，并且虽然能够为主力舰提供补充炸弹、鱼雷、子弹、粮食和淡水的支持，却缺乏为主力舰进行一定程度修理的能力。
给油舰和普通油轮的区别，就是航速快得多，可以跟上舰队的行动。若论最普通的油轮，最早是由德美石油公司开出的好运号，全长97米，还是采用风帆和蒸汽混合动力，它将货舱分隔成若干个长方格舱，可以运输3000吨石油。
由于大船的每吨运载价格比较低，所以油轮的吨位当然是越大越好，1928年德国不莱梅船厂建造的斯蒂尔曼号油轮吨位就达到了两万三千吨以上，这也是二十年代全世界吨位最大的油轮，全长178米，装备4300马力的柴油机，可运输原油23060吨。
在油轮的建造技术方面，德国确实又占到了世界最领先的位置，中国在这方面则多少有些落后，也就是这几年才逐渐开始补课追赶而已。
林淮唐和林时爽、蔡绮洪、陈更新商议讨论的时候，大家就一致认为应该把大型油轮的建造技术也纳入到和美国的石油贸易条款当中，作为一个前提款项，美国必须向中国转让一系列的油轮专利作为石油贸易先决条件。
当然，中国这方面也可以在具体的赊账额度、硬通货交易额以及付款日期上，相应对美方做出一定的让步。
欧战爆发前美国建造的朱比特号油轮，还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超级油轮，美国的油轮建造技术颇有可观之处，即便没有德国那么先进，但也足够东亚联盟国家拿来消化一段时间了。
而且，大型的油轮和商船在战争时期，还很容易改造为军舰用途，虽然防护能力比不上正规军舰，但利用巨大的吨位和平坦的甲板，发挥一下护航航母的作用还是不成问题。
第六十七章 阿萨姆联邦
中国也有自己建造的油轮，只是论技术规格和运输规模，都还比不上德国、英国和美国这些领先国家，因而在石油贸易里附加上油轮建造技术转让的条款，对中国政府而言依然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
从二十年代开始，通过对日本、法国、苏俄和英国大量技术转让的消化，中国的科技水平确实突飞猛进，早非吴下阿蒙，科研实力也有了长足进步。
最显著的一个变化，就是中国各大城市的市面市容和欧美大都市差距已经不大，科研、文化、教育……各方面都在追赶或是已经达到了世界第一流的程度。
反映到军事方面，那就是红军总参谋部的军事科学研究者们，无论是对海军、空军还是陆军的试验摸索，都不输给包括德国在内的任何一个军事强国。
并且，在世界各个列强国家中，尤其以中国特别重视实验性部队的发展，还在几次对外冲突中大量运用了诸如海军陆战队、空降伞兵、敌后特战部队这类实验性的新型部队和大量放在全世界范围内技术上而言都很先进的新型武器装备，因此积累了大量的作战经验，更可以反馈到红军内部的军事改革上。
1934年的下半年，鉴于孟加拉自治共和国的局势逐渐稳定下来，蒋先云和王尔琢也准备回国，国防部和总参谋部正在国内筹划新一轮的军事改革，像蒋先云和王尔琢这样受过充分高等军事教育、又拥有丰富作战经验的红军军官，当然成为新一轮军事改革中重点提拔的对象。
孟加拉，达卡——
达卡在被联盟军解放以后，城市内的伊斯兰宗教氛围还是十分浓厚，蒋先云、王尔琢还有红空军志愿航空团的团长马尚德等军事顾问，将要离开孟加拉回国的时候，又撞上了穆斯林的古尔邦节，这是孟加拉穆斯林一年一度的重大节日，又叫宰牲节，是伊斯兰教朝觐功觐课的主要仪式之一，对穆斯林而言重要程度不下于中国人的春节。
城市内照灯结彩，悬挂了许多庆贺节日氛围的装饰品，只是联盟党虽然不完全强求孟加拉很快成为一个无神论的国家，但刚刚颁布的新孟加拉国家宪法中，还是强调了政教分离的原则，所以古尔邦节更多是被作为一个民族特色的节日庆祝，而非宗教相关的节日。
蒋先云、王尔琢、马尚德三人，刚刚参加完孟加拉自治共和国自治政府首任主席巴克塔主持的欢送晚宴，都大快朵颐的饱餐了一顿。
晚宴上，除了巴克塔主席、狄龙军团长、拉克希米政委等孟加拉解放战争期间认识的老朋友以外，还有另外一位重量级的政治领袖也跟着出席陪同，那就是原联盟党中央的总书记罗易。
罗易在晚宴上显得有些郁郁寡欢，他的错误路线在前两年几乎险些葬送了印度革命的一切成果，成千上万联盟党人因为罗易坚持的错误政策，倒在了尼泊尔附近寒冷崎岖的山地里，孟加拉解放战争的高潮之时，罗易还被印度国大党政府逮捕入狱。
如果不是孟加拉解放战争获得全面胜利，巴克塔又设法同甘地、尼赫鲁等人进行交涉，罗易也不会这么容易回到达卡。
联盟党受中国的影响，党内的民主空气还是比较浓厚，罗易犯了这么大的错误，回到孟加拉以后还是被巴克塔安排为了孟加拉自治政府的教育部部长，算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结局。
罗易自己其实还提出过想去青岛或是巴黎工作，只是遭到了国际方面的谢绝，林淮唐对他也没多少好感，蒋先云就代表中国政府方面也拒绝了罗易的请求。
然后，除了罗易以外，还有蒋先云自己特别尊敬的一位印度大文豪也回到了孟加拉。
泰戈尔。
泰戈尔是西孟加拉人，他很早就同印度国大党有过联系，1915年还结识了甘地，但是泰戈尔同国大党的关系始终是若即若离的。泰戈尔同甘地，有很真挚的私人友谊。但是，他对甘地以及其他许多国大党政府要员的做法并不赞同，特别是在孟加拉解放战争期间，印度国大党政府表现出的残暴一面震惊了泰戈尔，使他下定决心在战后与国大党断绝一切来往关系，并选择了回到故乡孟加拉定居生活。
泰戈尔在国际上拥有很高声望，他能回到孟加拉，也是对达卡新政府的一个强力支持。
今天的孟加拉自治共和国，还是非常需要像泰戈尔这样的粘合剂，来弥合国内的各个族群和阶层。新共和国的主导力量是联盟党和联盟军队，但群众基础主要还是以孟加拉三角洲的穆斯林群众为主，这就使以三角洲为主的孟加拉穆斯林同东北七邦的印度教徒之间，存在一些不和谐的声音。
第二次新加坡会议规定了印度的东北七邦阿萨姆邦、阿鲁纳恰尔邦、曼尼普尔邦、那加兰邦、梅加拉亚邦、米佐拉姆邦、特里普拉邦以及锡金王国和不丹王国，都属于新成立的孟加拉自治共和国的一部分。
但东北七邦的语言、人种、信仰，都和三角洲地区不同，当地大部分民众在外表上比起南亚地区，都和东亚地区的人更为相似。
此前唐绍仪就和林淮唐提过一个计划，他提出除了穆斯林较多的阿萨姆邦西部以外，应将东北七邦剩下的地区捏合成一个联邦国家，而锡金、不丹和整个阿鲁纳恰尔邦出于中国地理和国防安全的考虑，应该直接并入中国。
早在民国初年，袁世凯政府与英印政府之间，就围绕阿鲁纳恰尔邦产生了许多争议，英国人认为麦克马洪线以南的达旺等地属于英国管辖地区，后来英藏代表皆签字批准该线，中方代表则因中央政府反对而没有签字，不承认麦克马洪线的合法性。
英国革命以后，中国当即出兵解放了印度人所谓“阿鲁纳恰尔邦”的大部分地区，并设置了错那、隆子、朗县、米林、墨脱、察隅六个行政县进行管辖。
唐绍仪的计划，就是干脆把中国没有直接管辖的阿鲁纳恰尔邦剩余地区，也一起并入西藏。至于锡金和不丹，都处于喜马拉雅山脉的南麓，同藏南地区在地理上具有连贯性，所以唐绍仪也倾向于将其与阿鲁纳恰尔邦都并入中国，免得再产生其他无谓的边境争端问题。
林淮唐是考虑到锡金和不丹在英印统治末期，就已经建立起了独立的国家管理机构，在地理上虽然有屏蔽藏南的作用，但对中国来说战略意义不算太大，在历史方面合并的根据也比较薄弱，还是留在南方为好。
唐绍仪的“阿萨姆联邦”计划，最后出于种种原因难产，中国人也是需要顾虑到印度人民的民族情感，阿萨姆人民和孟加拉人民的宗教、语言虽说不同，可是一起经历了国大党的屠杀和解放战争以后，大部分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寻求统一的情结还是较为强烈。
在这方面，林淮唐也认为实在没必要为了一些缺乏重大战略意义的土地，破坏了中国历来坚持的国际道义原则。
中国既然没有计划成为第二个大英帝国或是德意志帝国，那就没有强行合并锡金和不丹的必要。
不过在林淮唐的建议下，巴克塔等孟加拉领导人还是接受了另一种意义的“阿萨姆联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