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当然，都不是像今天的中国政府这样作为一项固定税种征收。
对资本主义国家来说，不收遗产说或是征收遗产税可能的种种障碍，无非是惧怕资本外逃、担心遗产规模的审核不好界定，以及富人可以通过各种合理避税的手段来逃脱遗产税，结果就是加征遗产税只是平白增加税收成本，而并不能提高财政收入也无法调节社会上的贫富差距。
但对中国来说，这几乎都不是事情。
首先就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这个时代，资本还远没有达到全球化的阶段，一国资本想转移到另一国，并不是说说那么简单的事情，再加上中国虽然对人员的出入境少有限制，可是对资本、资产的境内外转移具备一定措施，更何况中国极少有巨富，那些资产几十万元到一百万元的富人阶层，如果为了逃避遗产税就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向国外转移财产，可能转移过程中的花费还要超过遗产税的征收。
至于遗产的审核，也是由于中国几乎没有巨富阶层，所谓的富人阶层财产构成也比较简单，再加上此前数度的社会革命、国有化改革，其实也已经等于是进行了许多次全国规模的财产调查，这就使得在中国审核一个人所拥有的资产变得较为容易。
而合理的避税，在当前的中国可行性也比较低，因为在中国现在几乎没有私人所有的金融机构，金融产业差不多百分百为国有的银行和信用合作社控制，想通过金融手段避税是很困难的。
遗产税在中国的出炉，比在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都要容易得多。
今年林淮唐又要就遗产税的征税细则进行调整，把之前四十万元的免征额度降低到二十万元，但是普遍的累进税率则都提高了大约五个百分点左右。
消息传出，还是举国哗然，毕竟二十万元的资产其实已经不算很高。
在中国政府中收入最高的群体，就是银行团的高管，他们不用贪污腐败，只靠正常的工资收入也能积累下超过二十万元的个人财产。
这就真是我有一头牛了。
银行团的管理阶层自认为他们强烈不满新税则，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在当前的中国，企业单位和政府单位、事业单位的待遇相差比较大，各类企业更多是自负盈亏，因而一般是员工的薪资收入要高于公务员，享受的生活福利待遇则要远低于公务员。
现在遗产税的改革，还有其他对个人收入的征税税率调整，很明显都是对薪资收入较高的企业单位员工不利。
很多公务员呢？
他们是一个月可能拿着一百块钱，甚至是拿着七八十块钱的低收入，可是实际上因为吃饭可以在单位食堂，逢年过节会发放各种米、油、糖和各类副食品的礼物，看病上学也都比其他人方便很多，所以七八十元的薪资收入，却能过上企业员工可能两三百元月薪都达不到的生活水平。
这就让人十分恼火了，而且书记长不是允许体制外力量对政府施政的监督吗？所以也有大量在企业单位工作的职员、工人，加入到“经济主义”闹事的行列里来，他们强烈要求废除遗产税的改革，一部分人甚至直接把矛头指向政府，认为遗产税改革就是政府抢老百姓的肉吃，言辞是异常激烈的。
这些职员严格来算，当属于知识分子，接近于说是小资产阶级了。他们的体制外闹事活动，很多就依靠于国民党，经济水平较低一些的工矿企业工人，有的也参与进来，闹事就主要依靠劳工党，当然参与反遗产税改革的工人数量还是很少的，工人真要靠自己的纯收入达到二十万元财产，那只有极少数的高级工程师或者是拥有某些实用性发明创造的专利权。
在中国，知识产权法对专利权的限制有很多，但专利本身还是值钱的，只是由于国家随时可以征用专利或冻结专利，所以专利权不可能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用于搞垄断。
相对的，在诸如财经委这类单位中享受大量生活福利的公务员，也有人依托进步党的组织搞相反的游行示威。
不过，所有人也都很清楚，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党才是最强大的一支力量，所有人其实还是在等待社会党方面开出的方案。
林淮唐刚刚参加完又一场纪念辛亥革命二十周年的茶话会，双十节那天他在青岛刚刚落成的新华宫发表了一番演说，谈话间也提到了公务员福利待遇的问题，这算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了。
本来，五大以前，大部分的国有企业员工也是自己“办社会”，各企业也都会自己办学校、办医院、办食堂，给员工大量福利待遇。五大以后政府把“办社会”的权
力和经费，都收归中央，统筹进行管理，这确实是抹平了各企业之间福利待遇差异很大的问题，可是却没有解决政府单位大量搞员工福利的问题。
就连林淮唐都觉得，这样办，真的就怪不得老百姓对党政官僚们怨气沸腾了。
你把人家“企业办社会”的资格和钱都收到中央，结果员工福利只剩下过场似的社保，政府公务员却照样享受大量日用消费、医疗、教育方面的特殊待遇，这让老百姓怎么想嘛！
要推遗产税还有其他各种个人所得税的税则改革，就必须先对政府自己砍一刀，不然无以服众，老百姓闹得当然很厉害，这也是体制和体制外民众自发组织进行互动的应有之理。
现在中国是政府、社会党、工会三条腿走路，遗产税砍向民间来调节贫富差距的同时，就必须再对政府公务员享有的种种行政待遇进行改革，才能继续维持这种动态的平衡。
不过遗产税好推行，要砍行政待遇……反而是很难了。
放在资本主义国家，遗产税很难实施，即便实施了也会被各种软性抵触，很难真正推行贯彻下去。放在中国，却是遗产税容易推行，要彻底贯彻也不难，倒是砍行政待遇阻力要大得多，砍了政府行政待遇，那红军指战员的待遇是不是也得砍？否则公平还是无从体现。
现在是林淮唐还在，遗产税的改革，政府公务员福利的改革，都可以靠林淮唐的威望强推，但他的威望也不可能无止境去透支和消耗在这些琐碎的行政细则上面，更何况林淮唐如今也是四十岁的人了，他不再是一名风华正茂的革命青年，人已到中年，等他不在了以后呢？
社会党的事业，中国解放的事业，世界革命的事业，要怎么办，这都是林淮唐现在所需要去深思熟虑的事情。
所以这一回在遗产税和公务员福利改革问题上，林淮唐就更倾向于容忍体制和体制外力量之间自行的博弈，他也是想看一看，民众的自发组织到底能不能达到推动砍公务员福利这样一个困难但是不算极度困难的事情？
可结果，这就导致着政府内闲话横生。
很多干部肚子里也有怨气，遗产税是遗产税，公务员福利是公务员福利，这不是两码事吗？怎么改着、改着，让银行团，让作协，让设计院，让这些社会上拿着大笔薪资收入的富人一囔囔，就搅合成一回事了？这不是浑水摸鱼吗，打着红旗反红旗吗！
“过去听书记长讲话，日日印在心里，书记长一句能顶别人一万句，现在书记长讲话怎么这样右倾？实在听不进去。”
第二十六章 法权批判
党内有反对的声音，有怨气，但也不光如此，也有理想主义者的声音：“……我们做官是为了图政府食堂的肉、菜、蛋、奶吗？还讲不讲共产主义的理想？”
中国社会党已经进行了多次整风，党内的官僚气是一件不可能完全避免的事情，但官僚气只要不发展到极端，社会党人就还有从革命时代带来的勃勃生气。
如果说理想主义者的声音失之于空洞，那么新一代工人干部的话就更有力一些：“……福利要进行全国规模的统筹，公务员和工人、农民应该一样，享受相同统筹尺度下的福利待遇，相对的公务员的直接薪资可以适度提高。”
新一代工人干部是林淮唐在党内最大的支持力量，他们出身于解放战争以后的工农家庭，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追求公平、反对个人过分积蓄财产和社会的贫富分化，同时他们又接受了更加全面的技术知识方面的教育，在具体的政策能力方面要比盲动的群众以及过去军队系统出身的农村干部都更杰出。
这也是林淮唐很看重的一点，教育本身所能产生的作用，这听起来是意识决定论，有点唯心主义的意思在，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文化、教育、意识本身势必对社会存在造成反作用。
林淮唐要加强干部、民众的这种思想意识，遗产税就是他认为必不可少的一项政策，通过遗产税尽量消灭所谓的阶级跃升和跌落，人的价值选择多样性自然也会提高，除了为自己积累更多的资产以外，今天的中国公民更应该去寻求其他的人生价值。
社会风气是一种很模糊的东西，但它也确实能够发挥一定程度的作用。
“今天还做不到在到实体上破除资产阶级法权。”
从茶话会刚刚到家，林淮唐就又撞到谢婉莹来做客，谢葆璋的这个女儿近来是意气风发，她文章写得好，已经以作家的身份大有名气，但也没有婚嫁，一有时间就来找林徽因给林淮唐做饭，有些什么小心思也是很明
显的。
“先生回家啦！”
就连谢婉莹这个当年的小女孩，现在也都约莫三十岁，谈不上多么年轻了。时间过得如此之快，三人坐下以后，谢婉莹也问道：“先生提的是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言之资产阶级法权吗？”
马克思认为在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由于按劳分配，因此还存在着表面上平等实际上不平等的现象。而这种因素可能会成为资本复活的萌芽。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说：“所以，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法权，……但它默认劳动者不同等的个人天赋，因而也就默认劳动者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所以就它的内容来讲，它像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
林徽因在家里经常听林淮唐谈这些事情，耳濡目染和潜移默化中已经深受影响，她代林淮唐给小姐妹回答说：“先生讲的资产阶级法权，更多不是值实体，而是观念上的。”
林淮唐笑笑，他拾起筷子说：“资产阶级法权，一部分必须破坏，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以平等待人等等……有人不是以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资历，这些方面，必须天天破除，但是具体的，按工作能力分出的级别待遇，这些实体上的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