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又说道：“中国过去长期的农村集体化过程中，花了将近二十年的时间引导农民自发的互助组逐渐上升为党的引导下的初级社。但1929年吉林省的深化农村合作社改革，就提出准备三年内完成全省人民公社的建设，如果不是书记长同志的直接叫停，你认为会怎么样呢？”
里德想想，说：“官僚的权力垄断、替代包办，就要取代农民自身的意愿和组织。”
中国近年的工业发展，在政治上造成的结果，就是过去三角结构的政工干部、军队农村干部和工人干部间的斗争，由于军队农村干部逐步退出舞台，变成了政工干部和工人干部两大社会群体的直接对垒。
斯大林意味深长的说道：“政工干部的最大政绩就是过去十年间中国的工业化成果，但也是这种工业化成果酝酿出了他们最大的敌人。”
里德很快完全明白过来，1931年将是一个节点，今后中国的社会问题将是党对政治经济权力的包办替代主义或官僚主义与劳动者掌握生产资料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
“斯大林同志，您认为中国还会出现像五大时那种激烈的政治对抗吗？”
斯大林笑笑说：“我认为那只是第一轮较量，无疑，在书记长同志的直接干涉下，党政官僚落败了。他们的权力受到了工人干部的监督，但政治地位并没有受到损害，反而是军队系统的农村干部被大批淘汰，伴随着经济建设出现的政治后果是，工业化需要科层制官僚的规范，党政官僚继续控制着中国政府绝大多数的权力。”
管理干部中实行的24级工资制和技术人员中的15级工资制，实际上都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制造了一定程度的贫富差距，这当然工农群众十分不满，而且今天工农群众的代表工人干部，也比过去的军队系统农村干部更有力量，他们有实力和占据中央政府要津的党政官僚精英们叫板。
而且这些年来，随着中国工业化的高速进展，以刘师复为首的中国劳工党党人，政治地位也越来越突出。他们在数量日渐庞大的各省地方工会里，往往拥有实权，经常领导工农群众发起的“经济主义”罢工，也因而最受社会党党政官僚的反感。
武藤纯子在和里德闲聊的时候，也曾提过这几年她的所见所闻，确实有些中国的老同志曾和武藤纯子说过：“……书记长有些老糊涂了，刘师复是白面的小扇子，现在劳工党掌握着工会不算，还想进一步掌握财政、工业两大领域，太过分了……”
话里话外，这些年来社会党内部很有些人认为林淮唐过于纵容体制外力量。
五大时林淮唐支持体制外的工农群众组织，来约束党政官僚，在他的强力压制下才实现这点，中央的大部分领导如不赞成这一方针，便不得不退出权力中枢，剩下的人包括林时爽在内即便有所意见也只能点头承认现实。
但这几年，随着中央政府的更新换代，新一批从各省区省长位置升到中枢来的社会党党政精英，就很显然对劳工党不断扩大的权力产生“大权旁落”的担忧，甚至有人说劳工党有篡权的危险，应该把权夺回来。
“书记长在劳工党问题上糊涂了，犯了错误，还是时爽总理久经考验，最为可靠。”
老辣的斯大林一针见血：“过去十年，由于中国政府内部维持了三角结构的斗争格局，所以一切内部矛盾能够维持引而不发、斗而不破的形势。但今后，中国政府内部只有党政官僚和工人干部两方势力，只有社会党精英和其他体制外力量的对抗，出乱子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更何况书记长同志作为社会党人的领袖，谁都能看出来他有些太偏袒体制外力量了。”
里德心下大为一惊，他想到一种可怕的可能性，但并没有直接说出口，那就是社会党的精英会不会去寻求一位更能代表自身利益的领袖呢？
里德又感到绝不可能，因为林淮唐的威望是如此之高，只要林淮唐还在，他相信中国并不会像斯大林预测的那样出什么大乱子。
斯大林好像看出什么，摇摇头：“世界上没有神，也没有超人，越是身处权力中心的人，越会看出神像之下的虚弱。”
这句话又给里德很大触动，难道共产主义的实现必须要靠真正神学意义上的超人来实现吗？
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掩盖了大量问题，但“经济主义”的问题很明显将会越来越多。而依靠“经济主义”问题向社会党政权不断发起进攻的劳工党人，这一脱胎于中国社会党的左翼力量又会走向何处？林淮唐会顺应社会党内部的意愿对其进行打击吗？劳工党本
身又是否会萌生过于不切实际的政治野心？
这些问题都让里德陷入深思，他落笔继续写下自己的《中国书简》，并决定把中国革命以后产生的种种问题，都一五一十的介绍给美国人民——既然中国政府并不限制外界的褒贬，里德认为他也没有什么藏着掖着的必要，有些问题公开化反而可以避免不同力量之间的误判，避免不必要的冲突和悲剧。
时间很快就来到了十月十日，这是辛亥革命二十周年的纪念日，一个强大的中国已经屹立于三十年代的地球之上，未来又会如何呢？
里德走出房门，迎接他的汽车已经等候在院子外，街道上红旗招展、锣鼓喧天，欢乐之声直达天际，他对未来还是很有信心的。
第二十三章 共产国际论战
辛亥革命二十周年的纪念活动搞得极为盛大，来自五湖四海、天南地北，甚至是好些个国家的党政官僚、知识分子、工人代表、农村模范……都聚集到青岛来。
这些年来散布祖国大地各处的老社会党人，也都难得齐聚一堂。刘师复这几年来和老一批“黄花岗一代”社会党人疏远了些，因为劳工党的事情，刘师复也知道社会党内嫉恨他的人其实为数非常不少，但刘师复并不把这些事情放在心上，他认为自己已经摸透了林淮唐的真实想法，书记长是一位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书记长信任人民的自发组织能力，那自己就应该继续勇敢的干下去。
回到青岛以后，刘师复除了和劳工党中央的几位同志聚会以外，还在莫纪彭家里多次和廖仲恺聚餐。
廖仲恺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同时还是中央革命政府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是民主党派中最为位高权重的人物之一。他和林淮唐、和社会党人的关系，虽然不如梁启超那样亲密，可是作为计委主任，实际上对经济方面领域的管控权力，要比没有太多实职、更多负责监督的梁启超大得多。
刘师复又是国家监察委员会的领导人，他们两人的权力都相当大，私下聚餐当然不会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廖仲恺向刘师复传达了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了解到的内容：“……师复，你今后来青，还是要多注意些。你平常在上海和南京的时间太长，对北方情况不能知根知底掌握，你知道吗？社会党内很多人都骂你叫作小扇子。”
刘师复失笑：“小扇子？那不是当年段祺瑞的白面军师徐树铮吗？”
莫纪彭说：“社会党内大抵就是这样看你，这个大抵，意思就是十个人里就有七八个人这样看你。”
廖仲恺又说：“这几年来你们劳工党负责搞监督，工作卓有成效，不知道弄下去了多少社会党的高官显爵啊！人家党内原则上是不能不服从书记长提出的宗旨，可是在细节上，人们都说书记长讲过民主监督的办法是要主张和风细风雨，刘师复却搞成暴风雷霆。”
“社会党内对你有意见的人，我也都很熟悉。”莫纪彭说道，“许多同志不要说是对你，就是对书记长都是有意见的。他们质疑人民内部是否存在着矛盾，他们说‘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普遍认为民间出现经济主义闹事的情况，要由领导上的官僚主义负主要责任，是不公平的。”
刘师复问：“那他们认为应该是由什么问题来负责任？”
廖仲恺低声沉吟：“财经委和计委里都流传这么一句话，叫做闹事没好人、好人不闹事。私底下甚至有个别人提出，书记长是不是右倾了？有人说书记长太看重白面书生，不替跟着他革命几十年的功臣说话。”
说到这里，刘师复想想也说：“这些年来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各省市县做实地调研，大多数政府基层干部当然很抵触来自外界的监督，也有人说‘党给群众撑腰，不给干部留脸’，不少基层党员干部工作消极，想躺倒不干，有的甚至提出退党。但总体而言，我认为形势还是非常好的，也有相当多老百姓从新的社会主义政治生活里感到翻天覆地，认为新中国的官确实和过去旧社会的官不一样了。”
廖仲恺看了看刘师复，说：“时爽总理认为呢，只要真正做到分配公平，讲清道理，人民是不会闹事的。”
“总理的意思是？”
“他的意思就是，经济主义的闹事问题，来源是生产力发展不够，只要继续发展生产力，再调整一些具体的政策，运用体制内力量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是有点唯生产力论的意思。”刘师复又看向廖仲恺，“夷白先生，您认为书记长是怎么想的呢？”
廖仲恺一提到林淮唐，笑容便浮到脸上
，他是真心实意佩服林淮唐，也是真心实意的崇敬林淮唐，甚至到了超过崇敬孙、黄的地步。
“书记长……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已经到了化境，随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讲话的逻辑都是隐而不露，真是艺术高手。”
廖仲恺含笑坦言，“他的胸襟宽大，思想自由，加上极灵活的运用辩证法，当然国家大事掌握得好了。我们处在大变动时代，我国如此，别国也如此，前年我跟团访问法国、去年我自己带团访问了赤塔，给我的感觉，那就是书记长只有一个，别国没有，所以别国弯路不免多走一些，知识分子不免多一些苦闷，这是势所必然，概因他们缺少书记长的光芒照路。”
中国当前的民主政党，除劳工党外，主要的是国民党、进步党、光复会这三个组织，其中光复会成员多在军队，已经基本上被社会党和红军所消化，剩下国民党和进步党则主要代表知识分子。
虽然都代表知识分子，可是经过近十年中国高速工业化导致的社会结构变迁，国民党和进步党之间的意识形态又有了很大区别。
这里面最直观的一点表现，那就是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人大多和林时爽这些社会党的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