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不少港口，印度政府完全可以直接接受来自第三国际的援助，中国政府也会帮助印度重新训练和编组军队，使印度的独立军可以完全战胜英印军队。
只是这一提议，不仅完全不被国大党内部占主流的民族主义者接受，而且还大大加剧了国大党内民族主义派系和社会主义派系之间的矛盾。
于是，又是一个夏天，就像五年前的赤色之夏一样，国大党内部的右翼民粹主义者们带头发动了一场血腥的政变，大批共产主义者在德里、安拉阿巴德、拉杰沙希和达卡被逮捕以后，未经审判即被处死，还有许多仅仅在政治立场上偏向温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人士，也被暴动的右翼民粹分子杀害。
那些接受印度共和国国民大会党指挥的国军部队，也很快在内部发起了清除社会主义人士的运动，国军发起的白色恐怖要远比1922年的赤色之夏更为血腥，可能有超过五十万人在这场大清洗中被杀，余下的社会主义者完全丧失了公开的政治影响力，或者销声匿迹、或者逃亡中国，但还是有一些意志坚定的人选择了潜入密林，继续从事保卫独立革命成果的武装斗争。
这些选择战斗的人在1927年的白色之夏后，于印度共和国与英印军势力范围交界处的安得拉地区成立了印度斯坦社会主义共和联盟，并在几番兵运暴动以后，通过受共和联盟影响的起义士兵解放了安得拉省的泰朗加纳，并在此宣布成立印度人民公社联盟政权和联盟军的武装。
为了争取到更多分属于不同宗教和民族的支持者，印度联盟军采取的政策和印度国大党政府截然相反，国大党推行激烈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和中央集权政策，印度联盟军便宣布以邦联主义为原则，在印度次大陆建立一个各民族、各地区高度自治的邦联制国家。
但印度联盟军的斗争一直都很不顺利。
1927年联盟军刚刚成立时，确实在印度国军和英印军势力范围的交界地带，建立起了大规模的根据地。他们在这里解放没有土地的贫农和低种姓阶层，取得了不少胜利，然而也因此大大威胁到了在印度占统治地位的柴明达尔地主阶层，并且在1927年以后随着印度国大党政府和英印军政府实现了长期停战以后，这两支军队就开始共同对联盟军展开了默契的围剿。
残酷的围剿战争持续了数年之久，由于联盟军始终没能夺取港口城市，一直无法获得来自第三国际的外部援助，他们在安得拉省建立的根据地最终大多数都被印度国军和英印军摧毁，只剩下一些残余部队向北转移到了同样贫困的比哈尔省继续斗争。
比哈尔省虽然深处国大党政府的控制区内，联盟军在这一地区依然没能占领港口城市，无法获得来自外界的大规模援助，然而仅凭印度国军，而不是由国军和英印军实行联合围剿，联盟军竟然还是在比哈尔省存活下来，并一直坚持到今天。
甚至联盟军的一些部队还得以进入阿萨姆省和西孟加拉省建立根据地，由于这些分散的根据地更加接近中国的边境地区，因此中国政府还是冒着极为巨大的外交压力，派遣了不少空军部队以志愿者的名义冒险进入联盟军的根据地中，或者是给联盟军空运他们最紧缺的药品，或是直接派遣战斗机部队参战。
马尚德就是这样来到了比哈尔省。
至于那些德国飞机的来源……又是说来话长了。
英属印度从技术上来讲仍然是属于大不列颠王冠下的殖民地，而不是加拿大和澳大利亚那样的自治领，不过流亡的英国政府实际上对英属印度的影响力很小。更大的殖民地结构体系不复存在，鲁弗斯·艾萨克斯总督继续任职。
为了英印军的生存，艾萨克斯总督不得向内部和外部寻求支援——
在内部艾萨克斯总督争取到了许多印度王公的支持，这些摩诃罗阇反对国大党政权推行的共和制度和中央集权制度，希望保存自己在土邦的一切权力，海德拉巴和迈索尔这两个实力强大的土邦因此选择了站在英印军这边，作为回报，艾萨克斯总督则授予了海德拉巴和迈索尔极大的自主权，还允许他们建立私人军队，允许穆斯林在海德拉巴拥有高于印度教徒的特殊地位；
在外部艾萨克斯总督则是不出意外的开始争取德国人的支持，他已经很清楚英印军再也得不到来自祖国的援助了，逃亡加拿大的王室政府现在根本无力援助英印军，伦敦的那个不列颠联盟政府则把英印军视为活该被消灭掉的反动分子，英印军能依附的也只有德国。
这正中威廉二世和宰相提尔皮茨的下怀，本来德国就因为曼谷条约的结果
感到很不满足，他们自然不会错过英印军主动送上门来的干涉机会。
很快，来自德国的武器、弹药乃至于是飞机和舰艇，很快就充斥在了英印军中，这帮助英印军维持住了他们那最为反动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统治秩序。
并且，由于英国、法国都已赤化，德国政府不禁感到自己在欧洲又有陷入被包围的危险，威廉二世皇帝这时候才姗姗来迟的发觉自己过去数年间的举措，似乎是大大助长了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蔓延。
德国人终于开始意识到这一点了，他们必须在全球范围内遏制赤化浪潮，同第三国际争夺政治上的影响力，否则就有再次被围攻的风险。
也正是在这样的政策导向下，哪怕印度国大党政府和英印军政府并不和睦，德国人还是选择了派遣一部分空军部队到比哈尔省援助国大党，帮助他们对付那些狡猾的联盟军赤匪。
第三章 罗易主席
现在马尚德所处的印度比哈尔省、西孟加拉省和阿萨姆省的交界地带，也是印度北方地区里印度教教徒和穆斯林杂居规模最大的一个地方，在印度，宗教始终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哪怕是在革命军中也是如此。
即便是在那些沉寂的被殖民岁月中，印度民族主义思想也在一个不同的领域有了确实的发展。宗教改革运动日益壮大，与基督教传教士的辩论激发了印度教徒对新信条的探索。宗教正统派的防御性反应和印度教宗教复兴主义者的大胆创新都产生于这种碰撞。
诸如孟加拉的梵社和北印度的雅利安社之类的现代宗教协会，竞相为印度教徒提供新的认同感。基督教的组织形式受到效仿，梵社派遣传教士前往印度各地，而雅利安社人士为了表达他们对印度教徒中间缺少基督教徒那种会众团结的感受而提出了组建“吠陀教会”的思想。
新印度教的不同流派表现出不同的倾向——一些流派致力于一种包容了世界上所有民族和宗教的普世主义，而另一些流派为了实现一种建立在光荣的过去基础上的团结而急于重构一种民族传统。这种追求团结的传统主义成为印度民族主义的一个主要特征―—而且，由于它建立在印度教传统的基础上，它就在事实上摒弃了同样生活在印度的成千上万的穆斯林。
穆斯林对十九世纪末以来新兴崛起的新式印度教怀有疑虑，甚至不信任它的宗教普世主义信念。对所有宗教一律平等的强调，被视为对伊斯兰认同的一种特别阴险的威胁。
不过有教养的印度教精英中的这种趋势对穆斯林来说还只是令人怀疑，那些着眼于印度教徒团结的更为大众化的运动—动—比如北印度的护牛运动——却就完全被视为对穆斯林他们自己的宗教习俗的直接攻击,从而受到穆斯林的愤恨。
北印度的印地语、乌尔都语争议为族群冲突的烈焰增添了新的燃料，印度教徒只是要求他们的语言——一种以天城体书写的印地语——得到平等的承认，从而能够作为一种法庭语言使用。
(此前印度法庭上流行的是用纳斯塔里克字体书写的乌尔都语，这种要求不能算过分，然而，印度穆斯林对此也愤恨不已，认为这是对乌尔都语的一种挑战，并越来越把这种语言上的优势与他们作为一个宗教共同体的存在等同起来。
甚至就连那些根本不识字的穆斯林文盲，尽管他们所说的语言与邻居的印度教徒几乎毫无二致，却也为了伊斯兰认同而被号召起来“保护乌尔都语”。
1905年英国殖民政府对孟加拉省的重新分割，又把这一地区的宗教矛盾推向高潮。
最初，提议分割孟加拉这个大省的计划，纯粹只是出于行政方面方便的考虑，但是当寇松勋爵真的开始实施这一计划的时候，它就不可避免沾染上了印度教和伊斯兰教冲突的要素。
寇松的分割十分巧妙，经他重新划定以后的孟加拉省、比哈尔省、阿萨姆省等省边界内，本来人数占多数的印度教徒竟然成为少数群体，穆斯林则在省界范围内占据多数，由真纳领导的全印穆斯林联盟就是从那时候起开始登上印度国内的政治舞台，并逐渐演变为印度国内仅次于国大党的一个本土政治势力。
当阿姆利则惨案引发的印度独立战争爆发以后，真纳领导的穆斯林联盟起初是站在国大党一方同英印军作战，但1922年的赤色之夏以后，穆斯林联盟开始转向，转而寻求与海德拉巴等土邦的穆斯林王公合作。
虽然真纳并没有脱离国大党，但穆斯林联盟旗下的不少成员却开始在暗中与英印军及其附庸土邦合作，到了今天，真纳和穆斯林联盟依旧在国大
党政权内部拥有很大势力，但国大党内部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者们也对这群穆斯林越来越感到反感和不能忍受，常有人想重提独立战争时期一部分穆斯林联盟成员投靠英印军的历史，借机把真纳等人彻底打倒。
所以在孟加拉三角洲和这附近所有的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杂居地带，由权力斗争演变而来的宗教矛盾都极为激烈，甚至就连这一地区的印度国军都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指挥系统，穆斯林军队绝不参与印度教徒军队发起的围剿，这也是联盟军在多次反围剿作战失利以后，还能在孟加拉坚持下来的原因之一。
整体而言，在东孟加拉和阿萨姆地区的地方政府里穆斯林势力占优，在比哈尔和西孟加拉的地方政府里则是印度教徒更多一些。
和马尚德并肩作战的印度联盟军战士里面，也不乏印度教教徒和穆斯林，鉴于印度浓厚的宗教氛围，印度联盟军背后的印度斯坦社会主义共和联盟对于入党者，并没有在无神论问题上进行太严格的限制。
这方面，总归还是要尊重一些印度的国情。
但联盟军里虔诚的宗教信徒还是少数，大部分人对宗教信仰都抱着比较无所谓的态度，真正虔诚到不可救药的人恐怕也不会来参加联盟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