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淮唐在书记局会议和政务院部长会议上都表达了同一个意思，只要英国革命者建立起具有全国性质的政府机构，那么中国就应该在第一时间承认英国的革命政府，并同伦敦当局断交，并且还应该努力推动整个东亚联盟的成员国都进行相同的外交努力。
林淮唐亲自起草了一份电文，内容是：“……中国现认为位于伯明翰的英国全国劳联会革命委员会政府，是唯一代表英国人民意志的合法政府，中国中央革命政府愿意和英国劳联会政府立刻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借以巩固两国邦交，及加强两国的友好和合作。……”
林述庆在这个问题上还觉得时机没有成熟，他认为至少应该等到英国革命者占领伦敦以后再考虑断交、建交的问题，不然如果英国革命失败，那么中英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就会变得非常尴尬。
对此，林淮唐直言说：“如果中国必须要承担解放亚洲人民的历史责任和国际道义，那么中国与今天的英国资产阶级政府之间就没有道理存在这样的外交关系。即便没有发生英国革命，出于我们解放婆罗洲、新加坡、缅甸和印度的责任和道义，中国也应当同英国断交。”
蔡绮洪说道：“红军现在可以接管香港。”
林淮唐问陈更新和谢葆璋：“红军有没有把握在较短的时间内，顺利接管香港？”
谢葆璋站起来回答：“英国海军的亚洲舰队均驻在印度和新加坡的港口内，目前还没有看出他们有守卫香港的动力和态势。”
陈更新说：“英国在香港的兵力主要为英印军和加拿大军团，总兵力不足一万五千人，其中大多数都是缺乏严格训练的新兵，英国人在香港沿岸的赤柱、白沙湾、大浪湾等地共设置了29处炮台，其具体位置均为红军所掌握，一旦开战，红军有把握在48小时内控制香港沿岸的全部炮台，至多花费一周时间即可占领香港全境。”
早在欧战末期，中国就已经收回了境内被外国占领的全部租借地和租界，只有香港出于贸易考虑而留了下来没有直接收回。但这几年来，红军早就对香港的一切军事情况了如指掌，方声洞也带领华南红军的参谋人员制订过好几个进攻香港的计划，即使按最悲观的估计，红军最多也只用花十四天时间就能占领香港全境。
只是收回香港容易，但红军若直接进攻香港，是否意味着中英全面战争的爆发？
姚雨平不得不提醒众人：“英国在尼泊尔、孟加拉、缅甸和新加坡等地，还驻扎有多达数十万人的远征军，这些部队泰半不是为了镇压当地的起义者，而多半是用于防备中国，对香港作战只用动用两三个师就能轻松结束战斗，但要对付英印殖民地的驻军，就要做更全面的长远考虑。”
“海军也是一个问题。”
欧战时期，英国最为强有力的是直接和德国公海舰队对峙的 本土舰队，这个舰队下辖4个战列舰分舰队、2个战列巡洋舰分舰队、4个装甲巡洋舰和轻巡洋舰分舰队，拥有21艘无畏舰、8艘准无畏舰、5艘战列巡洋舰以及多艘轻型舰艇。
当时英国国在本土以外拥有最为主要的兵力为以海军上将米尔恩爵士为司令官的地中海舰队，其编成为 1个战列巡洋舰分舰队、1个装甲巡洋舰分舰队、1个轻巡洋舰分舰队、1个驱逐舰队以及1个潜艇中队，主要基地为马耳他的瓦莱塔，在直布罗陀、塞浦路斯岛的法马古斯塔以及亚历山大也拥有全面保障地中海作战顺利进行的各个海军基地。
不过柏林和会以后，英国人在地中海的势力范围全面收缩，地中海舰队的规模也被不断缩小，仅保留下一个装甲巡洋舰分舰队，主力的战列巡洋舰则都被补充到远东和印度分舰队。
林时爽说：“如果英印和海峡殖民地当局，把英国远东和印度两支舰队集中起来使用，力量还是显著超过了中国红海军，除非我们得到日本人民赤海军的全力支援，才能保证海上航线的安全。”
中国和日本的关系相当密切，可是要让日本为了一个香港岛，就被中国拖入一场同英国之间的全面战争，可能性还是不高。
林淮唐沉吟说：“国防部和总参对香港作战，应以威慑为主，时间站在我们这一边，不用冒然开战，但要向英军展示实力，必要时可以不动用海军和空军，只调集一些炮兵部队从南安给我炸英国人停泊在香港周边海域内的舰艇，不打岸上目标和其他国家船只，只打挂英国旗的舰艇，如英国人降下英旗，我们也放过不打。”
但林淮唐还是进一步考虑到如果英国殖民帝国完全垮台解体的情况，他提议说：
“我希望外交部尽快联系一下联盟内的各成员国，我们要把原定于1925年五一节前后召开的第五届东亚联盟峰会提前到年初，这样尽快统一联盟内的外交政策。如果英国殖民者即将在亚洲全线溃败，东共联应当做些什么呢？我们要承担国际道义，也不能错过这个历史机遇。中国红军有能力在亚洲和英国远征军一较高低，可是中国欠缺强大的海军和海运能力，这方面只有得到日本同志全心全意的帮助才能解决。”
第二百零五章 亚洲静坐战
除了通过国际志愿旅援助英国以外，林淮唐还更重视另一件事情，那就是援助北婆罗洲解放同盟的工作。
婆罗洲是南洋地区最大的一个独立岛屿，土地南北绵延遍布丛林，人口众多，自然资源特别丰富，特别是婆罗洲岛盛产的橡胶和原油都是中国比较缺少的重要资源。
英荷殖民势力在婆罗洲经略多年，势力根深蒂固，直到欧战以后才显露出疲态。如今英国国内发生了如此之大的动荡，直接到了全面内战的地步，对北婆罗洲地区的控制力度肯定就会下降，荷兰人的实力则十分有限，如果英国垮台，荷兰人靠自己是保不住东印度群岛大片殖民地的。
林淮唐倾向于再朝北婆解放同盟派遣一些军事顾问，当然，英国远东舰队对婆罗洲岛的海上封锁十分严密，中国对北婆罗洲地区的援助，还是只能走秘密渠道，先运到荷兰，再由荷兰殖民地境内偷渡到北婆罗洲，这就决定了中国援助的人力和物资规模没办法很大。
陈嘉庚在政务院部长会议上，向林淮唐报告了一下北婆罗洲解放同盟的发展情况，他说：“北婆罗洲解放同盟的政治基础强大，军民士气高昂，但是缺乏稳固的后方，主要营地都是一些丛林里的游击队军营，而且缺乏正规军，缺乏攻坚和攻城的兵种和重型武器，缺乏快速通信手段，缺乏真正懂得韬略的指挥运动战的干部。”
陈嘉庚其实说的还比较乐观一些，对外情报处派过不少人到砂劳越搜集消息，冯白驹也给中革军委打过一份报告书，按照冯白驹所说的，解放同盟游击队的情况还要更差一些，部队普遍缺粮，油更谈不上，战士们体质虚弱；衣服多已破旧，大多数人打赤脚。武器装备更差，什么型号的枪都有，使弹药的补充很困难。特别是他们没有打过较大的战役，缺乏攻坚战的经验，纪律也很松弛。
蔡绮洪指出这点说：“要告诉冯白驹，劝说北婆罗洲罗解放同盟把军队捏起一个两个拳头的。他们目前的游击队都以营、团为单位独立活动，力量过于分散，解放同盟应该早下决心，组建起一个或两个正规的作战师。”
谢葆璋低下头，他拿手指在桌上敲了两下说：“如果我们要求解放同盟尽快整编出具有攻坚能力的主力军，那中国一需要通过各种渠道向同盟提供相应的武器弹药、医药和通信器材方面的全部装备，二要派遣更多师、团一级的军事指战员到婆罗洲担任战役顾问，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必须确保中国有能力牵制住印度、缅甸和新加坡的英国远征军大部队，不然几十万远征军上岛，游击队无论如何都抵挡不住。”
中国方面对印度自阿姆利则惨案以后，已经持续数年的大起义一直都有所留心，也设法通过各种渠道同国大党以及挂靠在国大党名义下活动的社会主义革命者们建立了一定联系。
只是由于中印边境的交通困难，而且缅甸、尼泊尔等地均为数以十万计的英国远征军严密封锁，所以中印之间还没有进行过深层次的交流。
自然，一定程度上这也是因为国大党本身对中国并不多么信任。
印度1922年爆发的赤色之夏中，印度本土的社会主义革命者们将特拉凡哥尔的摩诃罗阇和他大部分家人处决，引发了印度本土王公的极端恐慌，也造成了国大党内资产阶级革命者和社会主义革命者两派人的分裂。
赤色之夏还造成了一项十分严重的后果，那就是使得当时本已十分困难的英印殖民当局，重新获得了印度本土王公、资产阶级和柴明达尔地主阶层的大力支持，得以重新在印度站稳脚跟。
不然就算英印总督府手握几十万大军，可是面对三亿充满敌意的印度人民，英国殖民者在缺乏国内支援的情况下，肯定坚持不到今天。
1924年年末英国革命爆发时的英印总督府，其实和阿姆利则惨案时的英印殖民当局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与其说它是一个英国人的殖民统治机构，不如说英印总督府更接近于庚子国难以后的晚清中国，用很浓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色彩。
印度本土逃亡到英军控制区的王公贵族、资产家和柴明达尔地主，给英国人提供了巨大的帮助，也使得英印总督府不得不开放一定政治空间给这些流亡者，使其统治机构变得更具有本土化的色彩。
这种改革增强了英印政权的火力，也延长了它的寿命，使英印政权从1922年的大崩溃中坚持了下来。反过来，1922年的赤色之夏则是严重分裂了国大党，国大党中的不少领导人面对英印军的反攻和围剿，在屡次的军事失利以后，又把失败的责任全部推到了社会主义者的身上，就连那位大名鼎鼎的甘地都曾公开说过是“背后由中国支持的社会主义派系延迟了印度独立的时间”。
其实，中国还是在1922年印度的社会主义派系大幅衰弱以后，才慢慢开始接触这些印度同志的。
“这样办，告诉方声洞。”林淮唐说，“国防部准备一个军事演习的计划，就在云南和广西选地方来搞。还有，华南红军要多往云桂同缅甸接壤的边境地带调动，我们不要怕事，要鼓励边防官兵积极起来，只要英军靠近我们边境线，边防官兵就不要手软，要果断开火还击，万一吃亏，还要调大部队和重武器过来增援，甚至进入英缅境内还击也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