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要给我送古籍善本吗？我并不好这口。”刘师复知道莫纪彭这趟来找自己事情就不会那么简单，他们几个人更不可能纯为了叙旧喝喝酒专程跑来青岛一趟。
“哈，那怎么会，这是沈阳一些工厂的材料。”莫纪彭说道，“其中最重要的是沈阳两家工厂的经验，就是沈阳第二兵工厂和沈阳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实践经验。”
莫纪彭说：“沈阳第二兵工厂在援苏、援越的活动基本结束以后，绩效就很不好，一度闹到了工人工资要三个月才能发出一次的窘状。后来第二兵工厂搞了机构精简，把管理层的干部相当一部分下放到车间，另一方面发动查找企业经营管理和干部领导作风方面的问题，组织职工群众进行整改，使职工凡能自己解决的问题都自己解决，现在绩效已经大有好转，工人的工资收入也提高了百分之四十多，而且都是一月一发，再没有拖过。”
刘师复看了看莫纪彭给他整理来的材料，上面还提到东北另外有不少企业也吸取了第二兵工厂的经验，也正在试点搞这种新管理方法的改革。
材料里总结的十分到位：沈阳第二兵工厂面对生产班组管理的需要提出了一个朴素而实际的口号“事事有人管，人人有事做”，在实际的生产过程中慢慢发展出了劳动纪律、质量分析、文明生产、劳动保护、工艺规程、产品统计、工具保管七种工人管理员的设置。
这不就正是刘师复心心念念的“工人参与工厂管理”吗？
莫纪彭又讲道：“师复你觉得，沈阳第二兵工厂的实践经验，能不能证明让工人参与管理不会搞乱生产计划，反而能增加生产效率呢？”
“我看行！沈阳方面做得很好，做出了我没有想到的具体办法。沈阳一汽的材料呢？”
莫纪彭又递过来一份材料，说：
“一汽的情况是这样的，一汽的生产设备、技术包括专家顾问，都是从日本和法国两个国家引进来的，跟着引进进来的规章制度也有日版、法版两套。过去一汽厂只讲尊重专家经验，对日版规章和法版规章均照抄使抄用，就算两版规章有冲突矛盾的地方，也一概兼用。
后面问题就越出越多，而且你知道，法国和日本都是海洋性气候，虽然纬度都跟沈阳差不多，可冬季实际气温差别巨大，照抄的安全规章很多根本不符合东北的实际情况，包括法国专家、日本专家提供的很多经验，在沈阳其实也不大管用。
最后是一汽厂自己的职工代表会议弄出一套新的规章来，拿到管委会下了军令状，保证能提高绩效以后才在几个车间试行了一下，确实大获成功。”
刘师复越看越是欣喜：“是了是了，二兵工的工人参与管理，其实还主要只是参与到班组技术管理，一汽这个参与管理，工人已经能去改革工厂的安全规章，这就更进一步，从参与技术管理上升到了参与生产和经济管理，既然最终绩效都有提升，那就说明过去很多人反对工人参与管理的那套说辞，其实是站不住脚的。”
从解放战争胜利以来，社会党在国内工业领域实行的都是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行政部门无疑是工矿企业内权力最大、地位最高的一个部门。虽说名义上工厂的核心是党委，厂长的权力并不是绝对的，厂长的权力受到企业党组织和职工民主管理的制约，职工代表会议也不能完全说是摆设，本身还是有一定提建议的权力的。
只是在具体运行过程当中，特别是在一五计划大量引进日本、法国的专家顾问以后，技术专家、厂长治厂的原则便一再得到巩固，厂长的地位、威望、权限也都是水涨船高，在这种情况下来自美国的泰罗制就成为了社会主义国营企业内实际履行的生产考核标准。
这就有些讽刺了，泰罗制毫无疑问是垄断资本主义社会下最高度体现出剥削和压榨性的管理制度，不管是按照劳动特点提出对工人的要求，定出生产规程及劳动定额，还是实行差别工资制，不同标准使用不同工资率，达到标准者奖，未达到标准者罚，实行职能式管理，建立职能工长制，对工人来说都是极尽压榨之能事。
结果是如何呢？
莫纪彭总结道：“我国的大型国企中百分之七十左右的企业，都是在实行泰罗制的生产管理方式，从生产效率来看也确实取得很大成功，但从另外一面来讲呢？总工会收集了大量群体性事件的材料，我这里就有统计数据，将实行泰罗制的企业和未实行泰罗制的企业作为两组数据对照，就能发现实行泰罗制的国营企业出现群体性事件的频率要比未实行的企业高出三到四倍。”
林警魂也说：“这是一个很耸人听闻的数字了，泰罗制的特点是从每一个工人抓起，从每一件工具、每一道工序抓起，在科学实验的基础上，设计出最佳的工位设置、最合理的劳动定额、标准化的操作方法、最适合的劳动工具。得承认这一套流程确实很有科学性，但也将工人无限异化成了一道道生产工序的操作者，毫无人性可言，长此以往，现在还不过是零星的、互不串联和不成气候的罢工，迟早有一天会演变为大规模的有组织罢工。”
对现代人来说，泰罗制就更熟悉了，在彻底的规模化和标准化之下，严格区分出每一道工序，把工人变成执行某工序的工具……后世的血汗工厂，像富士康那样的流水线，就是泰罗制的集大成之作。
在泰罗制的生产管理方式下，工人本身的主观能动性，各种人性上的个性和积极性，都遭到彻底抹杀。工人不是机器人，长期在泰罗制下工作，必然积出满肚子怨气，日积月累，长此以往下去，很难想象能一直不出事。
而在莫纪彭考察的一部分东北工厂中，有的人已经开始通过职工代表会议在制度上留下的缝隙，撬开了一部分泰罗制的空间。
刘师复说道：“这是两种路线――一种是从美国引进的舶来品泰罗制生产管理方式，还有一种就是你们从沈阳二兵和一汽厂总结来的生产管理方式，前者强调工序流程的标准化，要把工人变成一个个流水线的零部件，后者就重视工人在企业管理中的地位与作用，要发挥出工人的主观能动性。”
莫纪彭他们跟刘师复讨论说：“我们整理的材料有大量数据支撑，大胆一些来说，工厂一切规章制度的建立和执行，都必须依靠职工群众的积极性。必须吸收广大职工参加管理，广泛开展生产的、政治的和学习技术、文化的群众运动，依靠群众、办好企业。泰罗制的标准化生产我们可以学，可是它要求抹杀工人主观能动性这点，我实在不明白有什么可学的。”
郑彼岸也愤愤道：“让工人自觉、主动的投入工作，不是要比用计件工资逼迫他们来得更有效吗？这明明是不言自明的事情，但只要有人提这一点，就要被打成工团主义、经济主义，就要遭受批判，政治上就出不了头。”
刘师复和莫纪彭他们一样，都很敏锐察觉到这套新的生产管理方式里蕴藏着多大的力量，只是在政治上……只是政治上的问题如不解决，他们的方针就很难被作为国策推行。
刘师复说道：“管理者和工人合作改进生产这一点，然后是激发工人创造力和劳动热情的创新动力这一点，结合起来，这套生产管理方式我们也可以叫做沈阳制，或叫做沈阳经验什么的都可以。你们不要着急，回去等待消息，我会设法把这些材料拿给书记长看，如争取到书记长的支持，则我国的劳动生产领域就将有质变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