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协约国的易货交易条件对英法来说已经非常优越了，中国一点都不在意这些机器设备的老旧程度，就算是落后一代甚至两代的生产线也照收不误。
对于关系到协约国集团军工生产能力的关键设备，诸如冶金工业、有色金属采掘和化工业的生产线，中国则没有提出任何要求，只是要求从协约国购入纺织、农副食品加工、制革、造纸和日用品行业所需的成套生产设备。
双方自然一拍即合，在产业需要上可以迅速形成互补。
林淮唐带领社会党掌控全国政权，虽然也有了三四年时间，社会党整个发展则有六七年的时间，但以晚清以来中国如此孱弱的工业基础，中央革命政府至今尚不能完成第一期五年计划的编制表。
中国各方面的工业基础都还十分薄弱，煤炭、钢铁、化工原料和电力的生产供应都严重不足，这些行业在当前欧战正酣的时刻，其生产线和机器设备的价格日益高涨，实非中国目前所能大规模投资的类别。
因此，中国的工业发展计划在短期内不得不围绕一系列为农村合作化运动服务的项目展开。
这在中国国内的影响，就是使得地方上出现了一股浓厚的农业社会主义倾向，地方农会的政治地位也在快速上升，甚至在某些地区出现了农会能够乡国大委员会，甚至是能够和县政府叫板的情况。
这种权力倒挂的情况，和中国目前广大农村地区尚且存在的宗族结构相互影响，也正在逐渐形成一种威胁到社会党政权稳定性的力量。
只是在当下来看，全国上下人民都还沉醉在欧战的经济景气里面，天津、青岛、上海和广州的港口每天都有从欧洲回来的货轮到岸，卸载下一船接着一船价格极为低廉的成套设备，这些设备很快又会通过铁路运到内地，其中三分之一集中在几个较大的新兴工业城市，余下的三分之二则多为内陆地区的农村合作社消化。
这固然使得农民的生活质量迅速提升，但也使得经过土地革命再分配以后的农村地区开始重新涌现出一大批富农阶层。
同时，国家的重工业发展也一直没能如林淮唐设想的那样走上快车道发展。
欧战景气在侧，国际上钢铁、煤炭也是有价无市，价格越来越高，在中国却出现了农业发展快于工业发展的倒挂现象。
工业发展的问题，本质上就是一个总资本投资和消费的比例问题。
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就必须提高消费所占的比例，要快速发展工业，则必须提高投资所占的比例。特别是在工业化初期，当工业化还不能直接反扑到人民的日常消费时，高投资、高积累，也就意味着对消费的压制。
至于投资资本的来源，一靠对外掠夺、二靠对内压榨，对外掠夺与中国无关，对内压榨的话光是靠没收土豪劣绅的浮财实在杯水车薪。
因为在以自然经济为主的中国，所有资产都不如土地这样资产有价值。但土地革命就意味着社会党人已经从土豪劣绅手中夺取了土地，并且已经把这些土地重新分配给了中下层的平民百姓，仅有少数土地被用于组织国营农场，算是一定程度进入到了工业化的资本阶段。
对林淮唐来说，现在要加速工业化，似乎唯一的选择就只有通过国有化、集体化的方式，将土地从自耕农的手上再重新剥夺回来。接着以农村统购统销的方式，压低粮食征购价格，将土地生产的剩余价值都以极低廉的方式集中到政府手上，以此作为资本进行投资，实现痛苦的超速工业化。
这也是当前刘师复和李大钊等人主张的工业化道路。
刘师复在书记局的会议上，已经好几次提出这个问题，他的语气越来越严厉，除了强调地方上已经出现了农业社会主义的苗头、出现了农会事实上夺权的情况，甚至还开始直接批评林淮唐，说“书记长有些优柔寡断”了。
这在社会党内可算得上是石破天惊的一件事。
书记局其他成员都很感吃惊，林淮唐在党内的地位和威望均独一无二，没有任何人能够挑战，甚至不能望其项背。虽然林淮唐常做自我批评，也常常提出党内的同志不应该总是对他的想法完全遵从，应当提出更多不同意见大家多做讨论和辩论，但像刘师复这样把批评的矛头直指林淮唐身上，在社会党内还是头一遭了。
到后来，由于林淮唐的反对，书记局上迟迟没有通过刘师复主张的农村由合作化直接跨越式发展到集体化的政策决议，刘师复甚至干脆称病，连续两次缺席了书记局的会议，就算有事情刘师复也只是派他的秘书李立三给林淮唐带话过来。
林淮唐看到李立三送来的备忘录时，摇着头苦笑起来：“这个刘书生，他肚子里是开了家钢铁公司，主意比谁都硬，立三你回去和师复好好说，告诉他事不过三，再闹下去中央是要用党纪来处分他的。”
李立三给林淮唐送来的备忘录上，除了刘师复写的应当加速进行农业集体化的建议以外，还包括了中央政府应当加强地方工会的领导地位，避免农村里的封建宗族势力利用农会这一工具夺权等等
提案。
林时爽看了一眼备忘录后，也和林淮唐说：“刘师复这是把工会的地位看得比党的地位还重要啊？要我说只要加强党的领导地位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他一味提工会就不太好了喔。”
刘师复在备忘录里写的是地方上的党组织，相当一部分也受到农村封建宗族势力的渗透影响，只有工会还比较“纯洁”一些，所以他认为必须要提高工会的领导作用，才能避免农民习气、小农主义的负面影响。
这一点自然就令现在分管党务和组织工作的林时爽感到大有问题。
在书记局内林述庆只关心军队的问题，他本质上对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没有太深研究，更不是社会党最核心的黄花岗起义参与者，所以总会控制着自己的话语权。
蔡绮洪在参加革命以前曾在印度和南洋都投资过橡胶种植园，算得上是半个资本主义农场主，他对农业工作比较了解，在农村政策问题上则旗帜鲜明地反对刘师复的大规模集体路线。
蔡绮洪很干脆地说：“师复种过几天的田啊？他是个没下过乡的书生，说难听些就是五谷不分，我就不认为师复对农村问题能有什么发言权。照他那么搞，我们今天光是推进农村的合作化就已经千难万难，只有在山东、淮海和福建这几个省合作社建立的比较多，其他地区老百姓肯自愿参加合作社的人就太少了，照师复的干法，要比合作化再进一步直接搞集体化，还要把土地从农民手上重新收归国有，我怕闹得天下大乱全国造反是小，饿死个几百万人是大啊！”
“燈途，你的意见？”
“现在这样就很好啊，我们还是要主张农民去发财，农民要先发财致富，工业化不能剥夺农村，而是要发展农村经济，扩大发展农村市场容量，农村富了，那么工业自然而就会发展起来，这是一个自发的过程，师复要揠苗助长一定会出大问题。”
林述庆突然插一嘴说道：“自然而然的发展是很好，但一个自然的周期是多长？赶得上日本或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对我们发起全面战争的时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