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盛夏的北京城已成为了一个空前的大工地，兼任社会党北京党部第一书记和北京特别市市政府主席的李大钊挽起袖子，和工人同志们一起忍受着烈日的暴晒，在翻飞的沙尘中开辟道路，首先就把古老的正阳门瓮城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
为了拓宽道路，施工队伍首先拆除了箭楼北侧的瓮城，在箭楼的东西两面修筑了两座悬空月台，箭楼下面砌上磨光石梯，东西各八十二级。接着又将箭楼上的门窗粉饰一新，安装新型玻璃。
正阳门的两侧各开门洞两座﹐分别安装滑轨钢门；两侧还增添南北向的新墙两幅，全部采用旧城砖砌筑。新修马路两条，两侧带有人行道。另外为提高排水功能﹐正阳门新修了数百米的暗沟，还修筑了两条从中华门通往护城河的大暗沟等等。
“正阳门改造以后，北京南北轴线中段的交通状况多少会有些改善啊！”李大钊举起用手里的施工图遮挡住直晒面部的烈日，又说道，“今后故宫那一圈地方都能够直接与外城沟通，道路会好得多啊。”
同样在北京参与市政改造工程的刘师复，也是一副被晒至皮肤黝黑的模样。他本来身体就不大好，干瘦得很，再这样被晒黑好几层以后，又穿得一件短袖汗衫，看起来真是又黑又瘦，比一般工人都显得憔悴劳累。
“北京的皇城和道路改造就是这次城市改造的重点方面嘛。”
北京的皇城位于内城正中﹐周长9公里多﹐宏伟高大。民国以来，皇城毁坏严重，大规模改造主要体现在城墙的部分拆除和城门的增辟上。北京皇城的正南为大清门，1912年改为中华门；皇城东南为长安左门﹐西南为长安右门，1912年拆除﹐仅剩门阙﹐俗称三座门。右侧开辟南池子门、南长街南端开辟南长安街门、府右街南端开辟灰厂墙门以及南河沿、翠花胡同、宽街、厂桥、五龙亭等处皇城便门﹐打通了皇城四周的交通。
此外东安门，还有东皇城根、北皇城根，都在北京事变时遭到复辟叛军的严重损毁，已经残破不堪，所以这次也一并拆除，仅保留下太庙以西直到北新华街一段的皇城城墙。
城墙的拆除和城门的增辟使皇城内部街道与外部街道连为一体，形成了内外城众多新的交通干道，解决了内城居民的出行问题。皇城内部从中华门到天安门之间的道路显现出来，形成一条全新的南北交通主干道。
另有长安左门到长安右门之间的道路被命名为觉民路，其东为东三座门大街，再向东为长安街；西面为西长安街大街﹐再向西是府前街，又向西是西长安街，这几条街道是北京内城东部与西部的重要通道。
此外，许多明沟也在这次市政改造工程中被一并改为暗渠，形成新的道路。如大明濠、虎坊桥以南的沟渠和长安街以北与东安门以南之间的御河，都被从明沟改为暗沟，然后在上面重新铺就了崭新的柏油马路，开辟出了大量的新道路来。
前清的北京虽然号称京师，但是道路还是以土路为主，长期频繁的行走车辆，又得不到整治，道路崎岖不平，非常难以行走。
所以皇城的城墙虽然雄伟壮阔，但在刘师复、李大钊这些人眼里，古老的城垣更多起到阻碍交通的作用，他们都有雄心壮志，要以最豪迈的手腕拆除北京的城墙和城门，把这座古老的帝京改造成一个真正的现代化工业大都市。
不过这种观点，当然也有反对者。
反对者除了一些前清士大夫、留欧的古典派建筑师以外，也包括了不少国际纵队的志愿者和青岛德国侨民里受到政府聘用的建筑顾问。
他们希望较多保留北京那建成至今已有五百年的雄伟城墙，希望把这种具有独特魅力的城墙和城门保留下来作为别具风采的景观。
战争结束以后，刚刚转到北大担任法学系副主任的李卜克内西就感叹：“欧洲人无法想象有哪一位城市设计师会使用城墙、城门来作为交通的一部分，为了通行而让车辆穿过城墙城门或绕道环行。打个比方，如果这些城墙都完整保留下来，每一座雄伟的双门塔楼都是环行交叉路口的中心和新建的宽广街道的焦点，那么巴黎、罗马、伦敦、华盛顿以及圣彼得堡只能对此充满嫉妒而别无他法。”
关于是否要保留城墙的问题，在中国还引起了更大范围的争论。
老派的旧官僚和文人认为这样做破坏风水，有的商贩则认为拆除城门的工程将可能影响到他们的生计，不少市民也担心拆除城墙时可能发生的大规模拆迁会劳民伤财，但更重要的争论还是发生在那些真正够水平的建筑设计师之间。
建筑师们之间关于是否要拆除城墙的争论，已经在进一步演化为了城内派和城外派两个完全相反的首都建设方案。
城内派顾名思义，就是在北京城原来的基础上进行旧城改造，拆除城墙、拓宽道路，以蛛网形式继续向外摊大饼扩大北京市区和工业用地的范围。
城外派则希望保留古城墙，在北京郊区建设一座全新的双子城，这样一张白纸重新作画，既可以保留古都独特的景观，也不需要因为旧城改造的缘故进
行大规模拆迁，效果当然远超于城内方案——唯一的问题，那就是城外方案要从零开始建设新城，需要的人力物力也远超城内方案。
双方的争论相持不下，甚至发展到了所有中央部委职员、北京市民和小商贩都参与其中竞相激烈争论的地步。
最后还是林淮唐亲自拍板，决定暂且将两个方案一起搁置下来，先不要做太多的讨论，对于城墙问题，则是敲定了皇城城墙一定要拆除，但北京城的老城墙先不要动这样一个折中方案。
不过林淮唐的态度，也在北京市面上引起了种种猜测。流传最广的一个传闻，那就是说中央革命政府的高干大员们多是南方人，林主席也不适应北京的气候跟生活环境，所以这才迟迟不出台落实首都建设方案，原因很简单嘛，因为中央还想着把首都迁去南京呢！
除了南京以外，武昌作为辛亥革命的首义地点，也有不少人揣测着中央说不定将迁往大武汉去呢。
甚至于徐州、广州和上海，也都有定都传闻。
确实，中央革命政府成立以后，虽然完成了全国国大的正式补选，但由于国家戎马倥惚、战事不断的缘故，全国国大这一中国目前法定的最高权力机关，不仅还没有正式确定国家首都在哪里，而且就连国号、国旗、国徽和国歌的方案，也没有正式确定下来。
眼看着战争都结束了这么长时间，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欧洲列强深陷战争泥潭之中，日本人又刚刚被打痛，美国对中国目前的态度也比较友好，和平安定的日子不就在眼前吗？
这种时候还不尽快将这些国家大事确定下来，那就别怪老百姓们七嘴八舌地讨论起种种传闻来嘛。
李大钊也和刘师复谈了谈北京市面上流传的各种谣言，有的越说越离谱，让刘师复都忍不住大摇其头：
“怎么还有人说今后只有官老爷们才配在北京城里住，老百姓都只能去城外找个地方猫着，然后每天来给官老爷们上工？真是越来越离谱了，还有什么拆皇城害民的说法，真是胡说八道啊。你说北京老城墙拆了影响可能很大，这皇城根在从前是你寻常老百姓能往来穿梭的地方吗？更何况皇城根年久失修, 破烂不堪，我看拆了也就拆了。”
但刘师复想了想，还是又说道：“首都问题关系甚大，比较复杂，书记局开过几次会议讨论这个问题……守常啊，你是知道的，书记长他的意思就是咱们现在百废待兴，要先把人力物力集中到出口创汇方面，要把握住现在有利的国际外贸环境。所以啊，其他要用到钱的方面，书记长的意思便是能省则省，省不了的也先拖个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