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克出版的这本《法国革命反思录》，原来是针对普莱斯博士的。
法国革命爆发后，普莱斯博士是英国国内的急先锋，他迫切希望乔治三世能认知到自己身为“人民公仆”的身份，可伦敦警方的回应却是把博士狠狠殴打顿，扔进了冷浴场纠正所里关起来，多亏其他正义人士的相救，普莱斯博士才被捞出来，但精神和肉体却遭到极大摧残。
当然诛心的还在其后。
普莱斯曾发表过篇著名的演说，两点核心，一点是希图证明法国革命是英国光荣革命的延续，还有一点则是想要改革英国君主制的世袭，改为“君主必须对至高无上的人民负责制”。
这彻底惹怒了埃德蒙.伯克，他最初对法国革命持谨慎的乐观态度，但迅速转为了坚决反对，在《反思》里伯克激烈批评革命导致法国：满是疮痍和破坏，私刑横行，焚烧庄园；一片混乱中，贵族慌忙抛弃财产，表示赎罪；最严重的，还有“没收教堂财产抵偿国债”的行为，这些都是国家自我解体的标识。伯克还极尽渲染的写道：“国王（路易十六）……与王后，还有他们幼小的孩子们，这些孩子本来应该是伟大而慷慨的民族的骄傲和希望；如今，一家人却被迫离开全世界最华美的宫殿，离开的时候，在大虐杀污染的血泊中游泳，一片血海洒满了残肢与四分五裂的尸骸。”
大约是想起自己曾与端庄高贵的玛丽.安托瓦内特有过一面之缘，otg2ntc=伯克显然将自己当作了卫道骑士般，他尖酸地嘲讽普莱斯博士到底是如何将我们英国1688年的光荣革命，和一百年后法国这种不折不扣的耻辱罪行联系起来的？你普莱斯宣称革命是人民意志的体现，是的，光荣革命前英国不也一大堆激进分子叫嚣着要杀光所有国王的吗？可1688入主英国的威廉三世，他得到的是贵族的邀请，并不是出于人民的选择，他来到伦敦也不是依照个什么抽象原则建立起个全新政府，而是要捍卫英吉利古老的神圣之物：法律、教会和政府，这就是种“古老的宪法”，它的精神未必需要成文，但他从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确立统治以来，多少世代一直扎根在大不列颠土地，而非危险地浮在空中。
而法国革命呢，挂在卢梭一类政治哲学家不切实际的猜想构成的热气球底下。政府不可能用想象出来的基本规则，以幻梦的方式建立。这种“几何式”或者“代数式”的建设，从定义上说，就是毫无生气的。伯克说：“编造一个新政府，这种想法……足够让我们感到恶心、恐怖。”一切政府，至少一切合法政府，其权威，都源于远古以来的实际运作的经验。至少，不列颠民族的行事方式就是如此，英国的光荣革命是最好的，因为它是保守的，因为没有流血，所以光荣！
对法国的民主，伯克直接将其称为“暴民做主”，满是群无知、轻信和嗜血的低贱人物在统治这国家，“诚然，一位理发师或一位蜡烛制造工，都不是什么荣誉职位，这些人不该遭到国家的迫害，可如果这些人被允许进行统治，那么国家倒是遭了这些人的迫害。”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们之所以起来革命，是因为某些愚蠢的上位者给了他们不切实际的幻想，这些上位者本身有财富又有权势，将民主当作玩乐般，但还不满足，便煽动这些“理发师”，以求更高的权力，比如我国的里士满公爵，又如法国的拉法耶特侯爵，“他们骑着暴民化身的猛虎，准备去博取更大的荣耀，但却第一个被猛虎所吞噬。”
以当时的标准来看，伯克此篇雄文无疑是论战的杰作，因普莱斯博士看到这“诛心之作”后，居然没挺住，郁郁而终了！
伯克的《反思》在商业上也获得极大成功，初印数量是一千五百册，然后半个月内售罄，又宣布加印，短短三个月后，当法国北部炮火连天时，《反思》印刷量达到一万七千册，主要销往欧陆各君主国，成为了反革命圣经。
然而伯克忘记了，普莱斯有个女学生叫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江浙湖汉北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出身微寒，她父亲是个酗酒的织布工人，又是个失败的农场投资者，玛丽是个真正的女权，她赞同卢梭主义里对儿童的温情教育，但又强烈反对卢梭“对女孩最好的教育，就是将她培养成丈夫最好的助手”之论点，玛丽认为女孩该享受和男孩相同的教育，而不是成为男性的附属品。
更为可怕的是，在玛丽的眼里普莱斯博士是个好人，他经常鼓励自己，帮助自己走上作家道路，伯克对好人的尖酸刻薄让玛丽愤怒。
塔列朗通过英国民主组织“七十二圣保罗教堂破衣军团”的领袖约瑟夫.约翰逊，资助了玛丽五十英镑，玛丽立刻写就了《男权辩护》，她没有像一般女才子那样假装拘谨高雅，而是嬉笑怒骂，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她直接对伯克点明：“您是口袋选区出来的，众所周知，您资助人的资助人便是摄政王（乔治三世长子）殿下，当初国王精神失常时，您为何那么匆忙地主张把陛下给废除掉，让摄政王取而代之呢？在您的眼里，王位的世袭不该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吗？国王陛下只是一次严重的精神错乱，尚未变成长久持续的精神疾病，可您迫不及待要品尝权力的美味，好像窥探出上帝的天机似的，大喊大叫，说是上帝要把国王陛下从宝座上赶下去，您咒骂法国革命在毁掉光荣的传统纽带，那么请问您的这种行为又算什么呢？相反的，如果国王陛下真的变为人民公仆，那么全大不列颠的民众会发自内心拥护他的，伯克们却气急败坏地怒斥这种行为，理由解释便是豢养伯克们的议院贵族不过是把国王当作傀儡，君主制也算是他们手里的玩乐，他们根本不允许君主和百姓发生丝毫交流，把可怜的疯王关在与世隔绝的高塔里......”
玛丽的书印制量不多，仅有两千册，但足以让伯克暴跳如雷。
更凶悍的还是托马斯.潘恩，这位曾浪迹美国，帮助美国革命的胸衣制造商之子，听闻伯克跳出来后，即刻回国，塔列朗资助他一千英镑，潘恩一挥而就，四万字的《人权第一版》立刻出炉，和伯克的《反思录》对台打擂。可以说伯克这样的人对潘恩半点办法也没有，伯克这位下院议员，最擅长的就是在描绘法国底层暴动时，充满了哥特式的夸张和矫揉，而在下院和同侪们争吵时，便骂一句“猪一般的大多数”，满是贵族的豪壮——潘恩嘲笑说，“伯克就是个蹩脚的舞台剧演员，他最怕的事，是平民接受政治教育，击碎他自以为是的精英幻想，那就让我来吧！”
潘恩立刻开了一发重炮，《人权》里全是通俗易懂的文字语言，简直把人人平等、自由天赋的思想直接对着读者的脸喷......《人权》出版后，三天内再版，次月再版达六次五万册！要知道《人权》单册售价三个先令可绝不便宜，可它卖到了波士顿卖到了费城卖到了阿姆斯特丹卖到了巴黎，甚至还卖到了伯克故里爱尔兰都柏林，《人权》成为十八世纪畅销书的头一名，读者群远远把伯克的扔在后面。
值得一提的将来，潘恩又写了《人权》的第二版，鼓吹菲利克斯在巴黎推行的“累进税”，要求劫富济贫，建起福利国家，如此激进，甚至让他自己的读者也分化了——但第二版的销售量更加骇人，十年内卖了六十万本！
英国的民主团体，直接把英国国歌《上帝保佑国王》重新填词唱出来，献给潘恩：“上帝保佑人权/暴君若能把人权侵犯/就来试试看……”
当法兰西举办纪念攻陷巴士底狱的第二次革命大同盟节时，《人权》的读者们已在贝尔法斯特集结，人们高呼爱尔兰的独立自由，并要求伯克这样的叛徒走狗滚远些。
于是伯克们也就撕扯下了面具，在当日一群被政府和警察雇佣的运河挖掘工，喝得醉醺醺的，闯入到英国民主人士同时也是著名化学家普利斯特里位于伯明翰的家，将他最为宝贵私人图书馆和实验室给砸毁焚毁掉！这场赤裸裸的暴行，是“以教会和国王的名义”实施的，这就是盎撒光荣传统的体现。
伤心欲绝的普利斯特里准备离开这个反动窒息的母国，前往美利坚。
但海峡彼岸，巴黎市长鲁斯塔罗给他寄来份信，请求这位科学家来革命故乡一展所长，他的科学研究将得到庄严的保护，另外还能实践政治理想，“我会在巴黎郊区划出一片土地，供您和圣西门先生建起个合作社。”
普利斯特里就这样坐上了前去法兰西的航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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