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遭遇了挫折，现在必须放弃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这样的事情当然也会上报给共产国际。当共产国际远东局将这个消息上报上去的时候，不仅仅是远东局的人，包括整个的共产国际的，只要和这个事情搭上了边的人，都颇有些忧心忡忡。
因为在此之前，某个强力部门，已经传达过斯大林同志对中国的革命形势的关心了，而且他还特别提出了，要提防机会主义分子对中国革命的危害。
“格利戈里耶维奇同志，既然斯大林同志有过这样的指示——难道斯大林同志还会无缘无故地做出这样的指示吗？所以，在和中国的革命有关的人当中肯定有机会主义分子！而如今中国革命真的遭遇了巨大的挫折，这说明什么？这不就说明，虽然斯大林同志仁慈地提醒了他们，给了他们改正的机会。但是现在的事实说明，他们没有珍惜这样的机会，将斯大林同志的告诫置之不理，继续危害中国，乃至全世界的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
格利戈里耶维奇同志，这不是犯错误，这是犯罪！这些机会主义分子，不是犯了错误的同志，而是躲在伟大的苏维埃祖国的肌体中，却不断地放出毒素来侵害苏维埃的毒虫！格利戈里耶维奇同志，我们的责任就是消灭这些毒虫，任何对这些毒虫的仁慈，都是对苏维埃的背叛。您不能再在这个问题上犹豫了。”
在内务部的办公室里，矮个子的叶若夫双手撑在内务部人民委员亚戈达的办公桌上，平视着坐在椅子上的亚戈达的眼睛，这样说道。
“伊万诺维奇同志，请不要太着急，我们是伟大的苏维埃的免疫系统，我们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消灭那些寄生虫。但是我们做事情要将讲究证据，我们消灭寄生虫，是为了保护肌体的健康，我们可不能在杀死寄生虫的同时，连带着把健康的肌体也杀死了。我同意对东方大学进行调查，但是直接逮捕他们，我认为还是需要更多的证据的。”亚戈达不慌不忙地回答道。
“格利戈里耶维奇同志，我这里已经有了新的证据。”叶若夫站直了身子，从旁边放着的一个小小的黑色公文包里面拿出一封信，对亚戈达说，“这是中国同志的控告信，我认为这是非常值得重视的，非常可信的证据。”
亚戈达接过信件，细细地看了一遍。
“这是中国人民党的王明同志写的信件，他控诉东方大学的校长米夫是一个潜藏在革命队伍中的托洛茨基分子……”
王明的指控是非常有力的证据，所以，王明的恩师，违背纪律和原则，一手将王明扶上位的米夫就被捕了。
随着米夫的被捕，更多的人也被牵连了进来，莫斯科东方大学很快就变成了一个“反党分子的黑巢穴”。在这里工作的人，几乎一个能全身而退的都没有。全都成了苏维埃和无产阶级的敌人。
既然莫斯科东方大学里面有这么多潜藏着的托洛茨基分子，那么在他们的管理下的远东局，以及人民党难道就没有问题？远东局的负责人被召回了，新的负责人还没有派出来，但是人民党却也接到了新的指示：清查党内的机会主义错误。
于是正在准备突围的人民党中央不得不紧急召开了一个扩大会议，讨论是谁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
因为苏联方面对东方大学的清洗，所以在这次会议上，国际派一下子就成了众矢之的。虽然王明靠着坑了米夫一把，保住了自己的位置，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认，人民党在反围剿中的失败，是因为受到米夫的影响，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
这样一来，这次会议的基调实际上就已经确定了。第一，人民党中央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第二，人民党中央犯下这个错误，不是因为他们背叛革命，主要责任是他们被大野心家米夫欺骗了。
于是会议一开始，博古便不得不先做了一个自我检讨，他表示因为上了大野心家米夫的当，整个中央，都犯下了机会主义的错误，再加上敌人过于强大，所以才导致了如今被动的局面。
但是这个发言并没有得到大家的认可。
朱玉阶首先开炮，他认为博古的发言浮于表面，避重就轻，没有深入分析问题，更没有从思想上解决问题。
“党中央犯下的机会主义错误，不是丢给米夫就够了的。至少，也要说明白到底什么地方错了，那些决定是错的，谁应该对他负责，而不是现在这样什么都没有，讲什么问题都推给几万里之外的米夫了事。”
“对呀，要说具体一些。”出乎博古意料的，洛甫站出来支持了朱玉阶。
洛甫继续道：“我认为，首先在军事指挥上，我们犯下了主观主义的错误。误没有从实际出发，客观的分析敌我的情况，盲目的进行战斗，这真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不出问题才怪呢……”
在下面的林三虎听了，忍不住掉头和彭德华道：“这说话的味道，怎么就这么熟呢？”
朱玉阶首先开炮，洛甫接着反水，然后剩下的人也都纷纷指责博古和李德应该为失败负责。红三军团政委杨诚五更是直接说：“李德是大野心家米夫派来的，他说不定就是个来破坏革命的托派分子！”
李德当然要为自己辩护了，然后自然就吵了起来，最后呢，大家当然就投票解决。首先，反围剿的斗争遭遇到了重大的失败，这是毋庸讳言的。而苏联的同志已经指出了，这里面有机会主义错误，博古同志还有李德同志是主要的军事决定的负责人，要说他们没有犯机会主义错误，那也是说不通的。更重要的是，机会主义的问题的源头是米夫，是东方大学，那么会受到他们的影响，跟着犯机会主义错误的当然是受到了米夫欺骗和毒害的人，说得更明白一些，那就是二十八个半里面的人。如果这个责任不是博古的，那是谁的呢？于是二十八个半自己就先内卷起来了。
最后投票的结果自然是，大家都认为，博古和李德应该为反围剿的失败负责，所以会议解除了他们在军事上的指挥权，并成立了一个新的三人小组来负责军事问题。这个新的三人小组由洛甫、伍豪和朱玉阶组成。
接着会议开始讨论关于红军的下一步行动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大家开始各抒己见，有人觉得应该去湖南，和红2、6军团会师，在湖南开辟一个新的苏区，也有人觉得应该去恢复鄂豫皖苏区。还有人觉得干脆去川陕，和红四方面军会师。
接着李德胜也作了发言。李德胜指出，突围和建立新的根据地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些事情是不能仅仅凭借自己的主观愿望来做决定的，一定是要基于可靠的情报，才能做出正确的决定的。所以在没有对相关的情报进行系统的收集和分析之前，讨论这个问题的时机并不成熟。
不过突围行动的准备，现在就应该认认真真地准备起来了。他建议组建一个委员会，专门负责相关的准备工作。这个委员会必须包括真正懂得军事，尤其是运动战的同志。因为此后红军将进行一系列的运动战，突围之后，红军必须能保持高运动能力，所以要在能保证后勤的前提下，尽可能减少那些会拖慢行军速度的坛坛罐罐，轻装前进……
接着大家有对李德胜同志的建议进行了表决，这一次，李德胜同志的建议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于是苏区又建立了一个转移工作委员会，李德胜同志负责主管相关工作。
最后就是最为艰难的任务了，那就是要留下一部分同志，在苏区继续坚持游击战，拖住敌军，以掩护红军主力的突围。
既然博古已经靠边了，有人就打算干脆就让博古来负责这个工作，也算是废物利用了。据说当有人提出这样的建议的时候，博古的脸都气白了。
但是这个建议立刻遭到了湖南吐槽王的反对，但是他反对的理由，却让博古的脸又变红了。因为他认为，这个任务非常重要，博古同志的军事能力，不足以承担这个任务。
于是最后讨论了一番之后，陈世俊和夏英被留下来，负责掩护和牵制任务。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中央苏区便开始为突围和转移进行准备了。
考虑到根据李谦提供的消息，美国白银市场的行情最多到年底就会结束，而很显然，一旦这波行情结束，kmt军队的补给就会得到恢复。而且就李谦在经济上做出的分析，虽然白银价格的大幅度上涨对中国的经济起到了非常大的破坏作用，但是对kmt政府来说，却是大大增加了他们的关税收入和购买力。所以kmt政府的财政状况可能反而会有所改善。而且kmt政府也正在进行货币改革，如果法币改革完成，那么短时间内，kmt政府的财政能力会变得更强。所以红军必须抓住这个时间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