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先考试的结果证实了在估计学生的水平的事情上，黄校长的水平就是比李校长要高一些，就是这么一份连一道函数题都没有的试卷，100分的满分，李谦觉得他小学毕业的时候，都能在半个小时之内做完并且一分都不会丢的试卷，（当然，对这个说法，王老夫人私下里告诉黄婉贞：阿谦就是在吹牛，他读小学的时候，和个皮猴一样，根本就没认真读过书，算数经常不及格。这一点也得到了李老先生的证实：“我还记得，有一次他做数学，二分之一加三分之一，他写了个五分之二。”）最后考出来的平均分才二十六分，也就比四分之一稍微多了那么一点点。
“这还是太差了点呀，”李谦摇着头说，“婉贞呀，我觉得你的学生恐怕都不止这个平均分吧。”
“那当然啦。”黄婉贞说，“你也不想想，是什么样的老师在教他们。”
黄婉贞的小学的数学老师大多都是让上海大学数学系的学生们来客串的。老实说，按照后世的标准，这些从来没有学习过教育学、心理学根本就没有教书的资格——有教师资格证吗？普通话有一级乙等以上吗？
但是在这个时代，小学数学就可以让中国最名牌的大学学生来教，绝对是奢侈的。加上黄婉贞的学校里的学生大多都认真肯学。他们自己也好，他们的父母也好，都知道像他们这样的家庭的孩子，本来是根本不可能有读书的机会的，原本注定了今后只能卖苦力的。如今却得到了读书的机会，又怎么能不珍惜？对于肯认真学习的孩子来说，数学老师好不好，通常只有一个标准——我不会的题目他都会就行了。师资力量强，加上自己又肯学，所以黄校长学校的小学生数学自然不会差。
而西安在内陆，在这个时代，相比上海，它的新式教育本来就有很大的差距，很多前来报考的考生，他们中的很多人，读中学的时候，学校里的数学也仅限于四则运算而已。而因为找不到合适的数学老师，他们的数学老师，往往也是由其他科目的老师兼任的。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在有些学校，并不是笑话。而还有些学校，甚至干脆就没有开设数学课。那些前来参加考试的学生，基本上都是自己想办法借了一本数学课本，然后自学的。
“达瓦里希，就这样的基础，我们可完全没法教呀。”在一路上跟着李谦骗甜甜花酿鸡吃的讲师（特聘教授）日里诺夫也参与了阅卷，他也对李谦抱怨了起来。
“不要担心，达瓦里希，我们还有好几个月的时间呢，这些孩子不笨，只是从来没有人教过他们，我向你保证，几个月之后，他们肯定不会是这样样子的。”李谦回答道。
“几个月能干什么？”日里诺夫说，“他们如今的数学水平，放到我们苏联，连初中都没法毕业，不对，是连初中都没资格读。而要学后面的东西，他们至少要有个高中水平吧？几个月，几个月够干什么呢？老实说，达瓦里希，您应该让我们明年过来，我觉得他们再努力，也要至少一整年，才能达到最低的要求。”
“这几个月，我们除了数理化，什么都不教，专门教他们数理化。几个月之后，再考一次，你来出题。达不到要求的就留在预科，再留级一年。”李谦说，“我觉得，从小学到高中的数理化都没什么难度，几个月时间，只要脑子不是特别笨，差不多了。我学生钱伟长，当初我遇到他的时候，他连开平方都不会呢，现在你看看……这也没多久呢。当然，这些学生绝大部分都不可能和他比，但是几个月老老实实地学下来，也总能进步很多的，然后平时平再慢慢提高，努力地追赶，不会不行的。”
“我还是表示怀疑。达瓦里希，你不能用你的研究所里的怪物和一般人比。不过，你是学校的领导，我只是提意见，做决定的是你，你做了决定，我们都会执行的。当时效果怎么样，我不敢保证。”
“效果不会有问题的。刚才你说错了一点，达瓦里希，我们的学生都是怪物。”李谦说，“你别看他们现在成绩不好，但是那是因为他们没有学习的环境。我们的录取率是非常低的，报考的考生中三十人该有一个进入大名单，预科之后还会淘汰大约三分之一。剩下的人我向你保证，都是又聪明肯努力的。有了这两点，再困难也有办法的。”
关于这一点，日里诺夫也是有一定经验的。苏联建立之后，在教育方面的投入也很大。因为革命前，只是主要垄断在有钱人那里。革命后苏联格外的重视平民教育，大学中学生的成分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批的工人、农民的子弟进入了大学。
这些工农的子弟，在基础上也是远不如革命前的那些贵族子弟的。但是在教过他们一段时间之后，大家也都发现，他们虽然基础差一点，但是在智力上却并不比贵族子弟差，而且相比那些贵族子弟，他们也更用功，所以最后他们并不比以前的那些旧贵族或者是知识分子家庭的子弟差。
于是日里诺夫点了点头道：“关键是肯努力，愿意吃苦。老实说当一个好的工程师，并不需要太多的天赋，认真、细致、肯吃苦就够了……”
于是学生们的苦日子就开始了。 所有被预招生进来的学生，都立刻被塞进了一个叫做“预科班”的玩意儿里面，开始了他们的地狱煎熬。
“每天早上五点半起床，然后是半个小时的晨跑，然后是半个小时的早餐时间，六点半开始上第一节课，整个上午一共有四节正课和两节练习课，接着是四十五分钟的午饭，一小时的午睡，然后就又是下午三节正课和两节实验课。接着是四十五分钟的晚餐，晚餐之后有半小时的自由活动，然后就是三节晚自习，一直持续到晚上十点。然后就是四十五分钟的时间用于回宿舍和洗澡。十点四十五，会有工作人员查寝室，所有学生都要上床睡觉，以保证有充足的睡眠来恢复精力，以应对第二天的学习。
预科班每个月放一天假，四个月之后进行毕业考试，未能通过的同学有两个选择，第一，复读一个月，然后再次参加补考；第二，直接回家，等补考的时候再来参加补考。无论选哪一种，如果不考依旧没能通过，则被淘汰。
为了帮助学生们了解自己的学习情况，预科班每周进行一次统一考试，并公布成绩和排名。这样每位同学就都能知道，自己距离目标名次还有多远……”
据说后来有人在网上做过一个调查：谁是中国学生最痛恨的近代名人。结果李谦以压倒优势排在第一名。语文书上有他的课文，而且还要求背诵；数学书上就不用说了，读的年级越高，越痛恨他；还有物理，还有历史，还有……当然最可恨的是，他还是题海和预科班模式的发明者。后来预科班这种东西虽然没有了，但是很多高中都变成了预科班，只不过科目更多更全面一些而已。
也因为预科班只有数理化这三门功课，而这三门功课都是非常费脑子的功课，所以当李谦拿出这么个课程安排的时候，日里诺夫又一次提出了怀疑：
“达瓦里希，这样强度太高，孩子们会受不了的。”
“不，达瓦里希，相比他们平时的生活的强度，这个强度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要论吃苦耐劳，这个世界上还没有几个民族可以和我们相比的。只要能看到希望，我们就能忍受很多人难以想象的痛苦。”李谦回答道。
李谦的这个说法被证实了。预科班中学生们的学习的积极性让苏联教师们深受感动。日里诺夫后来回到苏联去之后，在和朋友们谈起他的中国学生的时候是这样说的。
“这些学生的知识基础，就像苏联刚建立的时候的农民的孩子一样，甚至更糟糕，所以在他们上我的课之前，他们先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预科班。那个时候，我们并不给他们上课，给他们上课的是中国人自己的数理化老师——这些基础知识并不需要我们教，我们更多的任务是指导实验室的建设，以及前往延川，指导校办工厂的建设。
有一天，我从延川回来，走进校园，正好下午第三节课的下课铃响起来了。一般来说，下课铃响了之后，学生们总是会像在笼子里关了好久的猎犬一样，一下子就冲得满操场都是的。但是在西安分校的预科学校里却不是这样的。操场上这个时候依旧是看不到一个学生的——中国的学生们都不会离开教室，他们会坐在那里，拿出练习题来，抓紧每一秒钟的时间来研究这些题目。有些老师被他们的精神打动，也会继续留在教室里，解答一些学生提出来的问题。
每天只有两个时间是例外的，那就是吃午饭和吃晚饭的时候。铃声一响，老师们一走出教室，孩子们就会像潮水一样涌出来。他们都以百米赛跑一样的速度冲向食堂，有些靠窗的同学甚至会直接从窗户里跳出来——这不是因为他们缺乏教养，他们都是很有礼貌的孩子，他们这样只是为了能在食堂里面排队的时候排得靠前一点，这样能节约吃饭的时候，说不定又能多做一道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