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年5月，一支打着土共华南局北上抗日先锋队旗号的队伍，先是在平乡举办了一场誓师大会，随后大摇大摆地来到槠州，并在此渡过湘江，一路向西进入湘西地区。
这支足有一万两千人的队伍，在桂军的地盘上浩浩荡荡地通行，无论对于地头蛇还是过江龙而言，都是一次极为挑战神经的举动。
哪怕已经和共党进行了数次沟通，也了解了对方在抗日方面的决心，李宗人还是难免会萌生忧虑，害怕共军实际是在行假道伐虢之计。
这也不难理解，以现在土共表现出的战斗力，若真是赖在槠州不走的话，估计桂军也很难轻易从他们手中将这座城市夺回来，而一旦失去槠州，下游的潭州便无甚天险可言了。
要知道，两年前的共军可是就敢直接在湘江边炮轰洋人军舰的，而若是换了桂军处在岸边，共军只需把大炮搬到船上随意轰击几轮，怕是就直接作鸟兽散吧。
至今洋人军舰最远也只敢跑到潭州，再往上游就鲜有涉猎，这便是托了共军的“福”了，最近两年里只要有洋舰敢越过潭州，共军便会派出小分队袭扰，久而久之居然还约定俗成出了一定的“默契”。
只是这个默契的存在对于桂军而言，实在是摆不上台面，毕竟这几年来湘江沿线可是他们的地盘。
洋人军舰在湘江通行也就罢了，共军也时不时跑到岸边和洋人作对，当真没把他李宗人看在眼里。
但现实就是如此，所有人都知道当初桂军之所以能够入驻谭、槠等城，其实都是共军打下来之后再丢给他们的。
另外这两年桂军能够一直维持在湘省的存在，而非之前几次一般很快就被常凯申赶回两广，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共党吸引了果军的大部分注意力，介于如此，桂军在湘省的影响力能有多强，可想而知。
李宗人也不是没有想过改变这一现状，去年决定配合遭殃军参加围剿就是他所做的努力，但结果大家都清楚。
经此一役后，李、白二人也知道没事不能随便招惹共党，否则引火上身可就难办了，相较之下，双方互相井水不犯河水或许才是最好的结果。
只不过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听闻共军决心派出部队北上抗日之后，李宗人的心里可是忧喜交加，忧的是担心此乃共党之诡计，实则图谋他的地盘而已，而喜的则是若南方共军都去北边了，那桂军的压力自然要小上很多啦。
最后白崇喜的一句话打消了李宗人的疑虑，以去年共军能够一口气抗下遭殃军、桂军和其他杂牌部队的合力围攻来看，如果对方真想对桂军下手，估计早就已经出兵了，正如他们对阎西山所做的一样。
这次共党愿意派人过来沟通，其实恰好说明其不愿与桂军翻破脸皮，既然如此，只是放开道路让其通过又有什么大不了的。
当然了，李、白二人自然不会承认，他们从陈济棠那边割来的分成也在决策中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共党经营有方，战力又强，若能不为敌，最好还是不要为敌的好。
这其实也是国内其他军阀的立场，张汉卿和阎西山这两个仅次于果党和共党的地方势力，一个主动交出兵权云游海外，一个被赶出老家仓皇流窜，其他人见此哪里还不知道有多远躲多远的道理。
否则真让共党盯上，一句‘你挡着我抗日的路了’之后，多年的经营便很可能付诸东流，这可就有苦说不出咯。
要说这民心也是叫人捉摸不透，去年共军对晋省下手时，一度也引发了国内不少人士的批判，骂其主动掀起内战，名为北上抗日实则争夺地盘。
但随着日本人的下场，尤其是共军在晋北击落数架日军飞机，后者还不敢轻举妄动之后，不少国人又纷纷扬眉吐气起来，赞扬土共实乃抗日之典范。
仔细说来，这时候的夏国国内各种思潮泛滥，但唯一不变的就是民族主义主逐渐觉醒，很多人对日本的爱也好恨也罢，其实都是出自于对华夏民族的认可，除了少数被忽悠瘸了的铁杆汉奸之外。
所以只要有夏国军队打败日军的事件发生，哪怕只是一场相当微小的胜利，也会在全国引起极为轰动的效果。
而土共这些年里做得最多的事情，恰恰就是怼日本人，所以无论外界对于这个政党是何看法，偏见、认可或是中立，都必须认可其坚定抗日的信念。
在大众的普遍印象中，共党给日本人下绊子，最远可以追溯到31年长江岸边偷袭英日军舰一案。
那时九一八事变尚未发生，所以事发之后可是有不少人出面刊报，谴责共党故意破坏和平、蓄谋杀害国际友人，至于那些生活在长江岸边，死于洋舰炮火下的无辜百姓，倒是鲜有人在乎了。
不过接下来九一八事变的爆发给了国人当头一棒，许多原本寄希望于夏日和平共处的人士，也开始认识到了日本人的狼子野心。
进而一二八事变紧随而来，看似繁花似锦一派祥和气派的十里洋场，也遭遇了日军的炮火袭击。
赤裸裸的现实才是最教育人心的，日本人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诉夏国人，什么叫做民族，什么叫做国家。
于是那次共党偷袭炸沉出云号后，明显就多出了不少支持的言论，即便是向来秉持“理性中立”的人士，也不得不赞一声其心可嘉，只是方式稍待商榷。
如果共党后面就一直都只会以偷袭取胜的话，可能大家称赞个一回两回之后，也会开始厌烦这些袭击给自己带来的麻烦，并不会真正认可其实力。
但32年共军在潭州和江城与洋舰正面对抗，甚至在长江击沉了数艘日本军舰，这就让不少人对其有点刮目相看了，放眼过去近百年的历史，还真是极少能有如此作为和气魄的势力。
如果共党当时能在长江中游一带站稳脚跟，然后稍稍放松下土改政策，说不得还真会有不少门阀主动来投甚至赢粮影从。
毕竟夏国数千年的历史积累可不是开玩笑的，清亡之后本就是一副乱世景象，各方各派也不会认为只占据了半壁江山的金陵政府就是唯一的雄主，顶多认可其军阀老大的地位。
若是果党能够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个几年，逐步削弱各地方派系的影响力，再不断壮大自身实力，那么或许能够达到正式问鼎的水平。
正如历史上的抗战之后，国内普遍认可了常凯申的领袖地位一般。
不过土共的出现却打断了这个过程，而且通过对洋人下手另辟蹊径般地确定了自己的地位。
各家地头蛇或许会嫌弃共党对内对外都太过“苛刻”，实非“仁君”之相，但只要共军的实力够强，他们也不介意稍稍做些投资以待将来。
只“可惜”共党退出城市躲入山区的举动，又让各家开始犹豫起来，这一犹豫便是三年，直到土共稳据陕甘两省，所有人这才发现，情况好像已经不一样了。
话说回来，舆论这东西说重要也重要，说不重要又不重要，包括各地军阀对于所谓的民心民声，也是处于一种既关注又忽视的态度。
但不管怎么看，他们都会主动去了解主流舆论，并且在很多事情上受其影响。
这背后的原因其实非常简单，在传统的夏国社会中，对主流舆论影响最大的阶层，同时也是掌控资产和人力最多的阶层，换句话说，只要赢得了舆论的支持，那么便在无形之中占据了优势。
而随着这几年民族矛盾的日益凸显，不止民间出现了不少抗日情绪，许多军阀派系为了争取人心，也跟着喊起了口号。
就连常凯申这个一直嚷嚷着攘外必先安内的家伙，也不敢随便将攘外二字丢掉。
所以由此也可以看出，因为土共在抗日一事上其实早就占据了舆论制高点，其他军阀又没有果党那般敢于直接和抗日口号对着干的底气，只要共党不涉及到自己的切身利益，那么让一让便过去了。
这才是华南局敢于派出部队从军阀地盘上通过的原因之一，如果这时候桂军真敢下手的话，那就是平白给土共提供出兵理由。
这与抗战时期的皖南事变不同，红军是真有教训桂军的实力，所以李宗人不仅得给共军让道，甚至还得小心提防下头突然冒出个不听话的小弟，故意和共军搞点摩擦给他惹来麻烦。
这可不是杞人忧天，要知道李宗人对于手下的掌控水平，别说和土共相提并论了，就连和常凯申比都略有不足。
这些年里桂军可没少有军头被后者的银弹攻势策反，假若常凯申真的有意挑起桂、共双方的矛盾，还真有可能派人挑唆沿途桂军，故意引发冲突。
事实上常凯申确实是这么做的，而且不仅是常凯申，包括日本人也有参与，甚至连特务都不用派，只需让几个桂军军官的熟人，带着真金白银过去就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渡江之前还好，毕竟东侧还有铁路与共党的地盘相连，这些人肯定不敢做得太过分，等红军大部队完成渡江往西北方向行军时，各种大大小小的摩擦就层出不穷了。
好在桂军这边虽然小动作不断，却少有军头敢把事情闹大，红军一万多人的大部队，哪怕其中有两成非战斗人员，也不是随便一个团乃至一个师的桂军能够撼动的。
真要把红军惹急的话，重装备没有，轻火力可是管够，更不用说东边的红三和西北边的红二都有部队随时接应，若遇到紧急情况还能出动飞机支援。
中途有个不长眼的桂军团长在一处山头设立埋伏，红军大部队还没过来，先头的侦察兵就已经发觉了不对。
于是紧随而来的三个团分兵包围上去，干脆利落地全歼了这个团，顺带再绑走了那个不知道拿了哪家钱的团长，只给李宗人留了一封信，让他派人过来把人领走。
说来土共此行也着实算是给桂军面子了，整个赶路过程没有半点拖拉，沿途有些老百姓听说了红军名号，主动过来投奔，对此战士们也只是简单宣传一下抗日政策，不在当地做过多活动。
如此大约只花了三天时间，先头红军就连续急行军了两百多公里，成功与红二方面军派来的接应部队碰上头。
从渡河之日算起，到全员抵达作为中继点的安化县，拢共也就一周左右的时间，这速度快得连敌人都没来得及反应过来，红军大部队就已经过境啦。
当然了，这种急行军也差不多接近红军能力的极限了，中间没有半点补给，也没再任何一处城镇停留，全靠出发时携带的干粮，若非知道终点会有兄弟部队接应，换了谁都不敢搞出如此大胆的操作。
另外这次行动也从侧面说明了，红军对于湘省各地情况的了解也要超出桂军的预料，整条线路在三年多前就有地下党的同志暗中活动并收集情报，只差没有亮出旗号公开行事了。
湘省本来就是山多地少，除去几条流入洞庭湖的干流沿线之外，其他地区基本都以山地丘陵为主，潭州省政府对当地的影响力也根据交通远近逐渐衰减。
对于桂军而言，能够掌握住几座中心城市就已经很不错了，自然不会分出太多精力去管辖别的细枝末节。
本来这些地盘应该由本地的地头蛇瓜分，但土共偏偏反其道而行，就盯上了这些桂军不要的边角，在这两年里迅速扩张根据地。
最初的湘鄂西根据地，还只是开辟了湘鄂两省交界处的少量地盘，后来就主要往洪湖和鄂西方向发展。
但近两年里趁着湘军群龙无首，桂军立足未稳的机会，红二方面军又往西南方向的湘西地区更进了一步，将根据地扩展到了鹤峰、桑植、大庸一带。
此次作为中继点的安化县，虽然严格来说并不算在红色根据地的范围之内，但土共在当地依然有着不小的影响力，只是考虑到沅水和资水的阻隔，红二方面军没有在此多作深入而已。
进入安化一带之后，就实实在在地来到了丛山峻岭之间，不过山路固然难行，却又多了几分安全。
红军从诞生之日就一直在山区作战，不少指战员反而是在平地行军的时候，可能还会觉得有点不适应。
接下来的旅程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从安化到大庸一共需要跨越三道山脉、两条大江，这是纯粹与自然环境做斗争，沿途的土匪、民团偶尔也能带来些麻烦，但很难构成多大威胁。
和过去两次大规模北上行动相比，这次北上的队伍算不上最大，但路线绝对算是最为复杂且艰险的。
之前为了渡过长江，不得不调动几乎全部的兵力牵制住敌人，最后还是靠了点运气加金手指才安全到达对岸，总不可能每次都这么干一场，所以必须寻找一条更加稳定可靠的路线。
没有人质疑北上的理由，在这些年坚持不懈的宣传中，即便是南方根据地也普遍认可了中央提出来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这并不影响大家对那些胆敢发动围剿的敌军进行反击，却能够有效地提升战士们心中的正义感。
红军是一支抗日的正义之师，既为了工农的利益而战，也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而战，过去是北方同志和侵略者进行斗争，现在又轮到我们南方人了，这是当仁不让的义务。
如果有被俘虏的夏国士兵不理解抗日的意义，那么只需把这几年在东北拍摄的纪录片播放给他们看，就足以对其造成强烈的冲击，很多战士正是因此加入的红军。
很多时候人民就是需要一个能够自圆其说的道理，只有把道理跟自己人讲清楚了，大家行动起来才有动力。
否则一个领导人嘴上随便嚷嚷几句，就指望手下都能言听计从，跟着他出生入死远征千里，这大概只能出现在个人臆想之中。
要知道，现在的南方红军处境要远好于历史同期，甚至比历史上的全盛期还要强。
那么如何让同志们心甘情愿地丢下已经看得见的美好生活，去奔赴未知且危险的战场，这其实才是最大的考验。
所以和长征不同的是，在华南局真正把队伍拉出来的时候，最大的难关便已经迈过去了，至于剩下的困难，就算再多再麻烦也能得到解决。
所有参与行军的指战员，包括那些随行的地方干部乃至学生，心中怀揣着崇高的理想，坚定不移地跟随党的脚步前进，这已然迈上了一个更高的台阶。
类似的，从陕南到关中，从关中到晋南，再到晋北、草原乃至东北，各条道路上都广泛流动着饱含理想主义的队伍。
在他们这里，行军不再是军头的一声令下，士兵们便浑浑噩噩地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通过糟蹋、欺凌当地百姓来勉强恢复士气，再进入毫无意义的战场上白白送命。
这才是伟大征途之所以伟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