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不过像范旭冬先生这样识大体的民族资本家，到底还是少数，就我们目前所接触的来看，很多商人都是些见钱眼开的家伙。
比如这次出现的订单违约问题，虽然我们对此早有预料，也提前做了不少准备以减少损失，但一想到之前那些人跑到根据地里来拍着胸脯求购的嘴脸，我心里就不舒服。”
当会议逐渐深入，一些比较敏感的话题也开始被纳入了讨论，即便有了中央的调控，土共上下对于私营工商业的态度也很难做到统一。
而且李润石的风格本就是极少使用政治手段来排挤异见者，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在这时的党内都有不少存在，像是刚才发言的项尹同志，就是高层中“左”的典型代表。
担任华南局第三书记的项尹，是早期土共中少有的工人干部，曾在六大中被选为政局委员，就当时的地位而言，甚至还要略高于当选政局候补委员的彭拜，自然也高于仅为中央委员的李润石。
不过有句话叫做“成也萧何败萧何”，当年项尹到了赣南之后，对于这边与申海中央截然不同的政治风气很不适应，同时看李润石和程刚都不太顺眼，所以也因此吃了不少瘪。
只能说项尹确实是一位极其复杂的同志，工作经验丰富而且机智过人，各方面的表现其实不差，对组织也是绝对的忠诚，但最为精明能干的他，却没有及时地认识到自己与李润石的差距。
华南局的三位书记，彭拜管农，鹏石穿管军，项尹管工，按理说以土共的性质，工业口的地位应该要高于前两者才是。
但如今的局面却是搞了多年农运又参与过不少次军事斗争的彭拜成了一把手，这背后自然有许多值得说道的地方。
不仅是由于土共现在坚持走农村路线，同时也因为工业管理这块，从一开始就被程刚分走了很大一部分权力，从某种程度上将，甚至使得项尹这个工业负责人更像是一个工会负责人。
单论工会经验的话，在来到苏区之前在各地干了多年工会书记的项尹，自然是最为合适的人选，但很明显现在的红色工业，其实更需要一个可以带来生产力进步的领导。
可是，哪怕项尹已经足够尽力了，在这几年里他不仅自学了铁路建设、钢铁冶金等方面的知识，而且还花了许多时间在工厂里实地锻炼，但与程刚这个bug比起来仍要相形见绌不少。
加上前两年在工作中犯下的一些错误，也或多或少地耽误了项尹的发展，于是便出现了目前这个情况。
当然，此时项尹同志对那些商人的抗拒态度，其实并没有引起其他同志反对，甚至还有人觉得刚才那话说得未免太轻了。
本来鹏石穿无意对经济问题发表言论，但这时也忍不住冷哼一声：“事情都已经发生了，大家谁的心里还能舒服？
依我看，程刚之前说得没错，现在我们能够感受到一部分资本家的善意，很大一部分原因还是红军已经足够强大，根据地的工业足够发达。
否则的话，人家鸟都不会鸟咱们，巴不得咱们压根不存在才好。”
这话说得是糙了点，但还是获得了在场同志的赞同，毕竟大家对于眼前局势都有一个足够清晰的认识。
正如李润石喊出的那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一样，如果没有现在强大的军事和工业基础作为保障，土共根本就不可能和那些大资本大财阀打上交道，自然也没法赚取到远超想象的财富。
所以无论是对外界的开放态度也好，对内部的宽松管理也罢，土共上下仍然保持着足够的警惕，“左”可能会出错，右同样也是不行的。
比如彭拜的看法就很理性：“这件事嘛，其实也可以换个角度来看，列宁同志不是说过么：‘ 资本家太过贪婪，以至于连我们准备用来绞死他们的绞索都会卖给我们’。
在这几年的大宗交易里，我们已经赚了不少，虽然就目前来看，之前积累的金银暂未派上用场，但手中的资本多了之后，办起事来到底要方便不少，而且中央似乎对此还有另外的安排。
总的来说，与白区进行交易这件事，肯定是有利有弊，而且利大于弊，现在出现了些许的波折，本来就是意料之中的事情，没必要太过计较。
至于资本家和商人的反动性，这点我们从来都不否认，资本家为了利益不惜与我们这群赤匪合作，自然也会为了利益而跑到我们的对立面上去，对此甚至都没必要去谴责什么。
何况国内中上阶层的反赤风潮本就十分浓厚，阶级矛盾更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缓解，这都是摆在眼前的事实。
但是饭要一口一口吃，盲目设立过于远大的目标，很容易带来水土不服的问题，只要我们能够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就肯定不会有什么问题。”
说到水土不服，其实前几年就出现过不少类似的事情，其中一件恰好就和项尹有关，以至于都有几位同志不自觉地把目光移到了后者身上。
对此项尹的脸色肯定不会很好，他当然知道彭拜并非是在针对自己，但当他想起往事时，心情实在很难高兴起来。
几年前，一部《苏维埃劳动法》在项尹的大力推动下在赣南等地试行过一段时间，其中一部分条款确实具有相当积极的参考价值，但也存在少数规定出现了过于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
比如机械性地推行八小时工作制，强制所有企业到点休息，否则罚以重款，同时又提出了不符合实际的工资待遇。
这些想法的初衷确实是好的，甚至在程刚建立的公营企业中取得了不少成效，只不过那些成绩的背后有着太多其他因素的影响，贸然在其他领域推广下去，结果就是给根据地内的经济造成了不小的打击。
比如公办厂中的八小时工作制，是建立在下班后高强度学习的基础之上，往往工人们白天做完工，晚上还要参加各式各样的课程实践，承受的压力其实小不到哪去。
不过逐渐提高的工人素质，加上高于时代的设备技术水平，也使得这些公营企业的生产力远远高于私营企业，间接地导致了一批落后手工作坊的破产，同时还给程刚带来了“程阎王”的称号。
而在那次试行之后，“项阎王”就成了比“程阎王”还要恐怖的存在，但与前者的碾压式“踩蚂蚁”不同，项尹的手段要明显激进不少。
过于死板的规定加上不够到位的基层管理，使得试行的结果远不如众人预料的那般美好。
大量私营业主因无利可图而关门歇业，或难以支撑而纷纷关闭，有的甚至直接带着剩余的资金外逃，同时还引发了大片的恐慌。
这件事不仅给一部分中小商贩造成了几乎毁灭性的打击，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土共的声誉，很快就遭到了李润石等同志的严厉批评，后续的影响直到现在都没有完全消去。
这几年里项尹偶尔也会想不明白，明明都是“阎王”，为何程刚就没有遭到其他同志的反对，而他却因为此事被屡次批评。
但这件事说到底还是过去了，现在的主题是讨论如何应对接下来的动荡局势，以及正确处理好与国内资产阶级之间关系，对此项尹很明智地选择了不再发言，进入漫长的沉默之中。
当然他的沉默并不会影响会议的继续，其实中央之前也对这些问题有过指示，还特地下发了不少材料。
其中便有不少篇幅，特别点出了眼下党的双重使命——既是反帝的民族革命，又是反封建的民主革命。
“之前我们出现的一些错误，究其原因主要还是源于对自身所肩负的使命，没有一个清楚彻底的认识。
从我们党现阶段的历史使命来看，面对帝国主义，一部分进步的民族资产阶级可以成为我们的朋友，面对封建主义，那些厌恶独裁统治的民主人士，也可以站到我们这边。
反帝反封的双重革命，要求我们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这一阶段，过去的一些我们所认为的敌人，将不再是革命的对象，而且应该应当给予保护和鼓励。
再进一步说，随着接下来对国内反动派和帝国主义的大规模战争兴起，民族统一战线也会随之建立，这将会使得党的地位和作用发生巨大的变化。
而随着党的影响迅速扩大，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在民族统一战线中，也将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尤其在这些相对独立的根据地当中，持久战争必然会带来大量的经济问题，光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肯定是不行的，朋友越多越好，敌人越少越好。
而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些也不是光靠个人的判断就可以确定的，必须在实践中得以验证，大概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