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资产阶级，例如自耕农，手工业主，小知识阶层，小商人。这个阶级根据经济状况分为右派（有余粮），中间派（温饱），左派（负债）。他们不反对革命，持观望态度，谁赢他们帮谁。’
润石九年前写的文章，直到现在仍对我们具有极高的参考意义，之敏同志所举的例子，正是这段文字的真实写照啊。”
在刚刚结束的发言中，方之敏以一种形象化的描述，跟大家讲了不少他在铅山等地的所见所闻。
那些或大或小的商贩们，最初是如何在红军出现时跟组织处处作对，而在吃足亏后，他们又是怎样设法和组织靠拢，听完这些故事，大家的脑海中纷纷都浮现出了这些商人的生动形象。
所以彭拜才会发出此番感慨，出身于大地主家庭的他，对于旧社会中上阶层的认知自然要深刻不少，不过论起对洞悉社会的能力，他还是自认要逊色于李润石一筹。
从创立的那天起，土共就以消灭私有制、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己任，无数土共党人也是以此作为自己毕生追求的目标。
然而，经济极端落后的基本国情和民主革命的现实任务，还是让不少同志对国家的社会经济结构做出了足够客观、准确的解析，李润石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李主席的文章可是我们开展党员教育时的首要法宝啊，而且他在实践方面的经验，也是我们需要认真学习和吸取的。
比如对于私营工商业的一些政策，当年在槿甘山的时候，他就已经讲得很清楚咯。”当彭拜提起李润石的时候，刘懿在旁边笑着补充了一句。
对此方之敏也表示了高度的赞同：“没错，主席这几年不仅事业干得出色，文章的产量也很高嘛，而且篇篇都是经典，每次拜读之后，总能获得一些新的感悟。”
虽然不小心岔开了话题，但在座的同志都没有表示任何异议，李润石能够在32年就被推举上位，可不仅是由于之前建立根据地以及指挥作战的功绩，同时还有他在理论方面的卓越表现。
因为时代背景的不同，肯定不能直接拿后世的资料原样照抄过来，但有了程刚提供的信息支援之后，李润石的文字在说服性（引用马列经典著作）和针对性（防范王冥之流）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
双管齐下，再加上伍翔宇等同志的支持，李润石的影响力才能在短短一两年内（从30年至32年）迅速扩张开来，最后获得党内同志的一致认可。
因此，既然参会的所有人都知道，这不是搞什么故意拍马屁的活动，那么也没必要心存什么顾虑。
似乎想起了什么，彭拜接着方之敏的话问道：“对了，既然提起了这事，现在赣东北对私营工商业的政策，有遇到什么问题吗？”
方之敏思考了一会，然后摇了摇头，“暂时来看还是比较稳定的，之前我们执行了一些比较左倾的办法，但这几年都尽量更正过来了，所以我们才能获得更多的支持，这也是我对于接下来的战争保持信心的一大原因。”
“现在来看，目前的路子总体还是没错的，之前的激进手段太过暴力，容易把原本维持中立的中间派，挤到敌人那边去，这在革命初期是极不可取的战略，我们因此吃了吃不少的教训。”刘懿深有体会地说道。
作为亲历者，大家其实都对此有过了解，早在之前的果共合作时期，土共就对私营工商业有了初步的认识，甚至还出现了保护商人、联合商人集团，建立反帝统一阵线的策略思想。
但到了大革命失败之后，血腥残酷的白色恐怖，使得土共上下对夏国社会和夏国革命的性质做出了较为错误的判断。
许多同志认为夏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已经背叛革命，成为了革命的对象，因而产生了对私人资本主义采取了打击和消灭的方针。
应该说这种想法是可以理解的，毕竟27年反革命政变时那些大资本大地主的表现，给人的印象实在是太过深刻了，光是出于最朴素的报复心理，就很难让同志们对这些家伙抱有好感。
只是必须也得承认，任何倾向一旦过了尺度，都可能带来大量的问题，比如接下来几年的革命历程里，就暴露出了一些土共对私入资本主义经济的认识误区。
早期的工农革命军，甚至出现了焚烧城市商铺、地主屋宅，以及强行征派给养、税款等现象，在经过的地区引起了不少的恐慌情绪，这些都是当年不够成熟的表现。
而刘懿所指的教训，既是指的这段经历，同时也有想起了当年在槿甘山和锐京，李润石带领他们坚持正确路线，和个别左倾政策作斗争的故事。
这时在旁沉默了挺久的鹏石穿忽然跟上了一句：
“我听其他同志提起过一些事情，据说在我上槿甘山之前，当时的湘省省委还专门派了特派员过来，指责润石同志烧杀得不够多，革命得不够彻底？”
“是有这么回事。”张梓清点点头，他是跟着李润石参加秋收起义的军官，并在那场著名的三湾改编中担任三位营长中的一位，所以也是许多事件的亲历者，
“当时省里是派了邹卢同志过来，说是中央指示要‘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还是在主席和程部长的据理坚持之下方才作罢。
不过邹卢同志在槿甘山待了一段时间后，逐渐改变了想法，只可惜他在29年底外出公办时遭遇地主武装偷袭，不慎牺牲了。”
这件事算是程刚给土共带来的最早的干预之一，历史上的省里来人确有其事，甚至还因为错误传达指示，直接剥夺了李润石中央委员的职务，给当时的红四军带来了不小的麻烦，而这些都被程刚尽力避免了。
倒是邹卢的牺牲是程刚没有料到的，这位本应在28年就离开槿甘山，然后从此失踪的同志，被程刚强留在山上后的表现其实不差，只能说运气不佳吧，这也是大量早期革命者必须面对的现实。
刘懿是在28年4月跟着洪城起义余部上的槿甘山，所以没有亲身经历过此事，不过他同样想起了另外一件事情：
“对，当年我们正式占领了永鑫之后，李主席就多次跟大家强调，对于工商业，特别对于中小工商业者，应该采取保护的政策，禁止盲目焚杀。
当时也曾有许多同志对此不够理解，但事实证明，李主席的眼光确实是独到的，以后我们也一定要特别注意此事。”
过去几年，土共的明显“左”倾错误一共发生了两次，都对私营工商业造成了不小的打击，一次是瞿求柏实施的盲目烧杀政策，一次是李利叁推行的一律没收政策，而这回提起的便是前者。
在场的同志对此自然都有印象，不得不承认，当事后再往回看时，大家总能认识到过去犯下的错误。
可在当时看来，先不论有没有这个预测未来的眼光，光是坚定信念去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就已经需要相当惊人的毅力了。
“嗯，那段时期我们在革命过程中，确实执行了一些“左”的错误政策，这些问题，直到现在都需要我们认真反思。”对于过去的事情，彭拜简明扼要地作了一个总结：
“不过幸运的是，润石同志比我们更早地走出了误区，并且带领组织找到了一条更合适的道路。
现在苏维埃政府对于本国资本家的企业及手工业，凡是保留在旧业主手中的均不实行国有，同时保证商业自由，都是从历史教训中得出的经验，我们也要坚持唯物主义的态度，去看待这些政策。”
对于彭拜的结论，所有同志都表示了赞同，之后大家又讨论了一番相关的话题，比如要如何应对私营工商业时常出现的立场摇摆问题，以及最近发生的，公营企业与私营企业竞争，导致后者破产的现象。
这些在后续战争中都极有可能给土共带来不少麻烦，而且本身解决起来也相当棘手，所以光是其中的几处细节，就引发了不小的争论。
不过从大的方向来看，土共现阶段对于私营工商业还是以支持为主，其理念核心可以追溯到槿甘山时期，早在那时，红四军就一直在县城中宣传自己的政策：取消苛捐杂税，保护商人贸易。
而等到在锐京成立苏维埃共和国之后，在对待私营工商业的问题上，苏维埃政府也坚持了早先的正确路线，并努力与执行过程中的“左倾”路线做斗争。
像是在去年通过的《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中，就曾明确提出：
“一切为帝国主义及中国反革命所打击的城乡小资本工商业，苏维埃尽自己的政策与权力所及去保护他们”，“苏维埃用比较过去宽大的政策对待民族工商业资本家”，“并欢迎华侨资本家到苏区发展工商业”。
其主要表现还可以分为两个方面，第一是保护私营工商业的正当经营，比如正式取消对私营工商业者正当经营的各种限制，保护工商业者经营自由，以发展苏区经济。
第二是实行投资开放政策，鼓励私人投资工商业，比如去年中央就发出了“发展经济的原则，主要公营，部分民营”等指示，同时这也是土共对于自家公营企业抱有高度自信的表现。
此外，土共中央还专门要求各级根据地，要对于私营工商业采取一视同仁的政策，从侧面来看，又算是为将来的统一做准备。
包括在税收上，各地现在已经采取了统一的累迸税法，使负担趋于合理，甚至因为基层队伍太过出色，还出现税率高了，群众负担反而降低的奇特现象。
这些政策的提出，自然有力地促进了中小工商业在根据地内的发展，而且也吸引了一部分沿江的私人企业迁入苏区，像是前不久去略阳考察过的范旭冬，就已经有了在当地办厂的计划。